单位行贿罪的入罪与量刑新标准
——王俣良律师解析《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四条、第十六条

王俣良律师 · 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

摘要：单位行贿罪长期缺少两高司法解释层面的定罪量刑标准，实践中只能参照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立案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第四条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该罪“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的两级标准，与《刑法修正案（十二）》修改后的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形成配套；第十六条则划定了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界分规则。本文梳理条文的规范构造、新旧标准的实质变化与三罪的量刑对照，并落到可操作的辩护争点。

关键词：单位行贿罪；情节严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利益归属；涉案企业合规

一、问题的提出

单位行贿罪是贿赂犯罪体系中量刑最轻、适用率最低的罪名之一。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与受贿罪、行贿罪的数额标准由司法解释反复细化不同，单位行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长期处于规范真空状态。2016年施行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系统规定了贪污、受贿、行贿的数额与情节标准，却唯独没有涉及单位行贿罪。司法实践能够援引的，只有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单位行贿案”的立案标准。这份文件的性质是侦查机关内部的工作规范，既不是两高联合制定的司法解释，也只解决了是否立案的问题，没有为量刑提供任何刻度。

规范真空带来两个后果。其一，量刑均衡失去参照。同样是数百万元的贿赂数额，个人行贿与单位行贿在责任人的量刑上差距悬殊，而这种差距究竟应当有多大，没有统一答案。其二，1999年立案标准中的四项情形沿用了当时的政策语言，例如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行贿，与刑法修正案（十二）确立的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政策导向已有明显落差，实践中不好用。

2023年12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二）》对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作了修改，把原来单一的量刑档“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调整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立法把刑罚结构从一档拆成两档，最高刑由五年提高到十年，但两个档次的具体标准仍待司法解释填补。

《解释（二）》第四条承担了这一任务。本文要回答四个问题：其一，第四条确立的入罪标准在规范结构上属于什么性质，与1999年立案标准相比有哪些实质变化；其二，两个数额档与五种情形在具体案件中如何适用；其三，第十六条划定的界分规则对企业与责任人分别意味着什么；其四，在新的标准之下，同类案件的辩护还能从哪里切入。

二、样本案件与裁判要旨

以下两起案件在《解释（二）》施行前后相继落地，分别对应上市公司子公司与家族式民营企业的典型形态，可以直观看到这类案件的量刑尺度。

（一）深圳卫宁中天软件有限公司单位行贿案

卫宁健康（300253.SZ）系国内医疗信息化行业的头部企业。2023年7月，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时任董事长周炜因涉嫌行贿被广东省茂名市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涉案事由与其掌控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卫宁中天软件有限公司开展的业务直接相关。

2025年11月5日，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粤0904刑初92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单位深圳卫宁中天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认定被告人周炜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单位与被告人随后提起上诉。

2026年3月19日，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6）粤09刑终4号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对深圳卫宁中天的罚金判项，以及对周炜的定罪与附加刑部分，撤销一审对周炜的主刑部分，改判周炜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该判决为终审判决，上诉单位与上诉人均表示服从。判决书载明，周炜先行留置、羁押共四十五日予以折抵，刑期自2025年11月5日起算至2026年12月21日止。公开信息显示，周炜已于2025年11月辞去董事长职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单位行贿案

另一案件来自上市公司银河电子（002519.SZ）的公告。该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张红，被法院认定构成单位行贿罪：被告单位同智机电被判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被告人张红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银河电子于2026年5月7日公告称，公司已不再提出上诉，上述判决已经生效。同一公告披露，因办案工作需要，同智机电在银行开立的合计二亿二千万元结构性存款自2024年11月起被冻结，其间续冻一次，冻结期限延长至2026年10月22日，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九点九四。

（三）两案共同指向的认定结构

两案的罪名相同，量刑结果却差异明显：前案责任人的主刑为一年三个月，后案为二年六个月。差异的来源不在罪名，而在数额、情节与责任形态。更值得注意的是两案共同的认定路径：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都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而构成单位行贿罪的前提，是行贿行为服务于单位利益并体现单位意志。这一路径正是《解释（二）》第十六条所要处理的问题，而第四条则决定了在这条路径上路之后能走多远、走多深。

三、入罪标准的规范构造

（一）从立案标准到司法解释的位阶提升

《解释（二）》第四条规定：

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或者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三）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四）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办案公正的；（五）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单位行贿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或者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这一条的第一个意义是位阶。此前实践中援引的1999年立案标准，制定主体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家，内容是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效力局限于立案环节。《解释（二）》由两高联合制定，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分别通过，其结论可以直接作为裁判依据，且明确把数额与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中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两个法定评价用语对应起来，填补了《刑法修正案（十二）》留下的配套空白。

第二个意义是确定性。新条把刑修十二新设的第二档量刑从有档无标变成档标对应：二百万元是情节特别严重的第一道门槛，一百万元至二百万元则须叠加五种情形之一。在此之前，即便办案机关认为应当适用第二档，也只能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自行把握。

（二）情节严重是构成要件要素，不是量刑情节

理解第四条，首先要看清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的条文结构。该条的表述是“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情节严重的”位于句末，修饰的是整个行为类型，属于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这与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形成对照：该条第一款直接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并未设置情节或者数额门槛；行贿罪的数额与情节是在第三百九十条的量刑环节评价的。

两者的差别有实际后果。单位行贿数额不足二十万元、且不具备五种情形之一的，不成立犯罪，其法律评价止步于构成要件，不需要进入是否属于情节显著轻微的讨论。反过来，一旦数额达到二十万元，就同时完成了数额判断与情节判断，不需要另行证明行为造成了何种危害后果。这一点在辩护中常被忽略：试图以没有造成实际损失、社会危害性小来否定构成要件，方向就是错的；正确的做法是在数额与情形两个要件上作实质审查。

（三）五种情形的适用要点

第一款列举的五种情形，各自的证明对象并不相同，不能笼统地以情节恶劣概括。

第一项向三人以上行贿，考察的是行贿对象的数量，其规范理由在于多人行贿意味着行为具有反复性与扩散性。这里的“人”指国家工作人员自然人，与向单位行贿应当分别计算。数量认定以查证属实的人数为准，不宜仅凭行贿人的概括供述推算。

第二项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是本轮新增的情形，其规范理由在于资金本身即具有违法属性，行贿行为与上游违法犯罪形成链条。认定这一项的关键在于上游违法所得须经查证属实，且行贿款项与上游违法所得之间须有对应的资金流向，不能以后续的经营亏损或者资金混同作为推定依据。

第三项涉及八个领域，并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限定条件。这一限定不能被省略：仅仅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等领域经营或者行贿，尚不足以直接适用本项；还须证明行贿所指向的具体活动本身构成违法或者犯罪。实务中常见的问题是，办案机关以行贿对象的单位性质替代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证明，这在解释上不能成立。

第四项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办案公正的，与1999年标准相比有三处变化：把党政领导从列举中删除，把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扩充为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并增加了影响办案公正这一结果性限定。删除党政领导并不意味着方向放宽，因为向党政领导行贿通常同时落入第一项的人数情形或者第三项、第五项；但增加影响办案公正的限定，客观上收窄了本项的射程：仅有向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的事实，而无影响具体办案活动公正性的证据，不能单独构成本项。

第五项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是一项兜底情形，其替代的是1999年标准中的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措辞的变化实际上是降低门槛：重大损失须有可量化的损害结果，而恶劣影响与其他严重后果的外延更宽，取证难度更低。辩护中对这一项的反驳，重点应放在具体后果的举证上，要求控方就影响与后果提供具体事实，而非依赖抽象评价。

（四）删除与保留之间的实质变化

将新条与1999年立案标准的四项情形逐项对照，可以看到三处实质调整：删除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新增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新增八个领域并配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限定，同时改造第四项与第五项。

删除第一项是有道理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本就是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明文规定的构成要件，将其重复列举为加重情形，在规范上是同义反复。新增第二项与第三项，则与《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行贿罪所设的从重处罚情形形成呼应。整体而言，新标准在数额门槛上维持了二十万元这一口径，在情节情形上作了更新与扩容，同时在个别项上收紧了证明要求。

四、情节特别严重与三罪量刑对照

（一）第二档的进入条件

一百万元至二百万元区间是本条的争议高发区。按第四条的表述，落入区间内的数额，只有在具备前述五种情形之一时才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反之，即便数额接近二百万元，若不考察情形，仍只能停留在第一档。这一数额加情形的复合适用结构，意味着诉讼中必须同时对两个要件举证与质证，不能只盯数额。

（二）三个罪名的量刑结构对照

把单位行贿罪放回贿赂犯罪的体系中，量刑差异一目了然：

从这张表可以读出三层信息。其一，单位行贿罪的入罪门槛是行贿罪的近七倍，这是单位犯罪在意志形成与利益归属上需要多加一层证明的自然结果。其二，即便刑法修正案（十二）把单位行贿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提高到十年，它仍然明显轻于行贿罪的最高刑无期徒刑，定性之争因此具有近乎决定性的意义。其三，对单位行贿罪的最高刑为七年，量刑档少于单位行贿罪一档，这是同一轮修法留下的不对称，在具体适用时应当通过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予以调和。

（三）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标准对齐

《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定罪量刑标准参照行贿罪（单位行贿罪）执行。这一条与单位行贿罪的关系密切：单位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标准随之参照单位行贿罪确定。其政策含义是消除所有制差别，把民营企业内部的商业贿赂与公职领域的贿赂放在同一尺度下评价。对民营企业来说，这意味着采购与销售两个环节的风险敞口需要重新评估。

五、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界分

罪名定性上的差别，直接对应量刑档上的差距。行贿罪的最高刑是无期徒刑，单位行贿罪的最高刑是十年。因此，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行贿究竟归属于谁，是这类案件中最关键、也最有操作空间的问题。

（一）两条正向认定路径

《解释（二）》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单位行贿罪定罪处罚：（一）单位集体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二）单位实际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员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

第一项是传统路径，要求同时具备集体决策与利益归单位两个要素。第二项是本次明确的新路径，针对的是大量不存在集体决定形态的企业：一人公司、家族式企业、实际控制人高度集权的公司中，决策往往由个人作出，若一律因缺少集体决议而排除单位犯罪，规范评价就会失真。第十六条的处理办法是承认实际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员的决定同样可以形成单位意志，但把利益归属作为不可或缺的配套条件。换言之，利益归单位的，个人决策也可以成立单位行贿；利益归个人的，集体决策也不能成立单位行贿。

（二）财产高度混同的反向排除

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以行贿罪定罪处罚。

这一款是新规中最具实操风险的内容。它与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规定相衔接，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1999〕14号）第二条、第三条形成体系：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公司的，或者公司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个人私分的，依照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需要注意的是“高度混同”这一表述。企业的资金往来中出现公私不分的情形并不罕见，但个案中的混同是否达到高度，能否支撑利益实际归个人的结论，需要有证据支撑。实践中的常见争点是：公司账户收取了行贿所对应的业务款项，但公司同时存在股东借款、报销不规范、账外资金等情形，办案机关据此推定利益归个人。这类推定在证据上未必成立，因为它跳过了行贿所获利益与个人财产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一环。

（三）界分标准的两个支点

综合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十六条与法释〔1999〕14号，界分的支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意志形成与利益归属。其中利益归属是决定性的，判断的时点应当是行为人直接谋取到不正当利益之时，而非此后单位内部再分配之时。企业将行贿换来的业务利润按股权比例分配给股东，或者按绩效考核发放奖金，属于单位对已占有利益的后续处分，不改变利益归单位所有的性质。反过来，行为人以单位名义行贿，但将业务款项转入个人控制账户，或者以股东借款、备用金等名义抽离，则应当认定为利益归个人。

六、同类案件的辩护空间

（一）数额的剥离与还原

行贿数额是入罪与升档的基础，也是最容易掺入水分的一项事实。辩护应当逐笔核对，把具有真实对价的支出从指控数额中剔除：真实提供了学术推广、技术服务并留有合同、验收与发票记录的费用；符合商业惯例且在账面上如实记载的折扣与返利；已依法纳税并有完整凭证的支出。对于在药品、医疗器械等购销环节以讲课费、咨询费名义支出的款项，判断标准不是名义，而是活动是否真实、报酬是否明显偏离市场公允水平、支付是否与销量或者处方量直接挂钩。对于不能与具体请托事项、具体业务结果建立对应关系，又无法提供合理说明的支付，不宜轻易主张剔除，以免损害整体辩护的可信度。

（二）二十万元门槛与五种情形的分别质证

数额在十万元至二十万元区间的案件，成立犯罪的唯一路径是命中五种情形之一。此时辩护重心应当从数额转向情形，逐项审查证明对象：第一项须查证行贿对象人数，不能以概括供述推算；第二项须查证上游违法所得的性质与资金流向；第三项须证明行贿所指向的活动构成违法或者犯罪，不能以行业属性替代；第四项须证明影响了具体办案活动的公正性；第五项须就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提供具体事实。任何一项不能达到证明标准，都应当主张不构成犯罪，而不是退守量刑。

（三）定性之辩的优先顺序

在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存在竞合可能的案件中，辩护的优先顺序应当是先争取单位行贿，再争取从宽。支撑单位行贿的事实材料包括：决策过程的书面留痕，如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会议纪要、审批单；款项来源与报销流程，如自公司账户支出、纳入公司费用科目；利益归属，如业务合同主体为公司、款项进入公司账户、相应收入列入公司财务报表。反向风险同样要提前排查：家族式企业、一人公司、实际控制人个人账户与公司账户长期混用的案件，存在被认定为财产高度混同而改按行贿罪评价的现实可能，需要提前就混同的程度、原因与账目还原作出说明。

（四）责任人员的范围分层

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的处罚对象限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区分主犯、从犯问题的批复》（法释〔2000〕31号）明确，审理单位故意犯罪案件时，对这两类人员可不区分主犯、从犯，按照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处刑罚。这一批复既是压力也是空间：不区分主从犯，意味着两名以上的责任人不会因主犯认定而被顶格处理；但按照所起的作用判处刑罚也要求对决策者、组织者、执行者、经办者作实质区分。对仅按指令付款的财务人员、仅传递信息的业务人员，应当主张其不属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虽属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但作用轻微。

（五）追诉期限与跨年度数额

单位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在《刑法修正案（十二）》施行前为五年，施行后提高为十年。法定最高刑的变化会牵动追诉期限的档位判断，而不同档位对应的时间跨度差异很大。涉及十余年前行为的案件，应当审查行为终了的时间节点、是否存在连续或者继续状态，以及按行为时法确定的追诉期限是否已经届满。此外，跨年度的数额是否一律累计、已作党纪政务处理的部分能否重复评价、超过追诉期限的部分能否计入总数额，都需要逐项提出意见。

（六）涉案企业合规与程序从宽

对单位行贿案件，程序上的价值往往超过量刑上的讨价还价。最高人民检察院2022年12月9日印发的《关于加强行贿犯罪案件办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对涉行贿犯罪的企业，符合适用涉案企业合规监管条件的，应当按照规定做好相关工作，并通过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督促企业合规整改，不认真落实整改的依法提起公诉；同时明确严禁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对用于生产经营的账户、设备等一般不予查封、扣押、冻结，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可以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结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酌定不起诉制度，以及刑法第三十七条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合规整改在实践中的作用是改变案件走向而非调整刑期刻度，争取的结果包括不批准逮捕、不起诉、从宽的量刑建议与宣告缓刑。

判断案件是否具备合规适用的条件，可以从几个维度评估：企业是否为纯粹的行贿工具；是否存在真实的生产经营、纳税与就业；行贿数额与情节的严重程度；是否存在被索贿因素；整改意愿是否落实到决策权限、销售返点、财务审批、代理商管理等具体制度上。需要正视的是，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公司、或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企业，以及整改流于形式的案件，不适用这一机制。

（七）追缴范围与附随后果

《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追缴规则同样适用于行贿一方：违法所得财物及其收益应当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原物已经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转化物；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转化的追缴对应份额及收益；无法找到、被善意取得、价值灭失减损或者混合不可分割的，可以追缴其他等值财产。赃款赃物尚未交付受贿人或者已经退还给行贿人的，依法向行贿人追缴，这一款在实践中是行贿一方的主要压力点。与此同时，对行贿所获得的不正当非财产性利益，还应当通过撤销、变更等措施予以纠正，涉及资质、中标、荣誉等事项的，其附随后果可能重于罚金本身。这也是辩护中容易被忽略的部分：罚金数额与经营资格、市场准入之间的关系，往往比主刑刑期更值得投入精力。

七、结语

《解释（二）》第四条与第十六条，一个解决单位行贿罪量刑标准的规范真空，一个解决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界分规则。两者合起来，把这类案件从定性靠个案把握、量刑靠参照旧标准的状态，推向规则相对清晰的状态。对办案机关而言，标准明确意味着认定可预期；对涉案企业而言，标准明确意味着风险可以事前评估，也意味着事后辩护有了具体的着力点——数额能否剥离、情形能否证成、定性能否争取、合规能否适用、追缴与附随后果能否控制。这些抓手不属于抽象的从宽情节，而是条文本身留出的判断空间。

主要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三百九十三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2023年12月29日通过，2024年3月1日起施行）第六条、第七条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2026年4月10日公布，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第七条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1999〕14号）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区分主犯、从犯问题的批复》（法释〔2000〕31号）
7.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涉嫌犯罪单位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宣告破产的应如何进行追诉问题的批复》（高检发释字〔2002〕4号）
8.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1999年）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第（八）项单位行贿案
9.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行贿犯罪案件办理工作的指导意见》（2022年12月9日印发）
10. 《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2021年）、《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和审查办法（试行）》（2022年）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
12.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2024）粤0904刑初926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粤09刑终4号刑事判决书
13. 银河电子（002519.SZ）关于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的公告（2026年5月7日）

免责声明

本文基于公开的规范性文件与生效裁判文书撰写，其中个案事实以裁判文书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为限，未使用任何非公开信息。本文旨在探讨法律适用问题，不构成对任何具体案件的代理意见或者法律意见书。单位行贿案件的认定涉及事实、证据与法律适用的综合判断，个案结论可能存在差异，具体案件请委托执业律师结合在案证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