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采购项目型受贿的认定与数额计算
——王俣良律师解析“两高”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之六
王俣良律师 · 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
摘要:设备采购项目型受贿,是请托人把已经谈妥、只待中标的采购项目让渡给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公司承揽,由后者赚取项目利润的贿赂形态。“两高”2026年11月发布的典型案例之六(高某某受贿案)以有无实质经营性、有无市场风险性、有无职权对应性作为审查要素,并以项目实际获利认定数额。本文认为,三项要素并非并列清单,而是“行为人是否以市场主体身份参与交易”这一命题的三个侧面;“实际获利”应作净利润理解,并须按项目逐项核算;同类案件的辩护重心,一在切断项目利润与职务行为之间的对价关系,二在把总额从“数额特别巨大”档拉回“数额巨大”档。
关键词:设备采购项目;商业机会型受贿;无实质经营;实际获利;受贿数额
一、问题的提出
医药与医疗设备采购长期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地带。传统形态是收受回扣、现金与购物卡,近年则出现了以“给项目”替代“给钱”的做法:请托人把自己已经谈妥、只待中标的采购项目让渡给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公司承揽,由后者赚取项目利润。此种安排在形式上完整合规,有工商登记、有招投标程序、有购销合同、有纳税记录,若只看外观,与正常经商并无二致。
2026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六件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案例六高某某受贿案即属此类。该案以“设备采购项目”“无实质经营”“无市场风险”“实际获利数额”为关键词,提出三项审查要素,并以项目获利249万元认定受贿数额。其法理与案例一(商业机会型受贿)同源,但获利结构与数额计算方法均有差异,单列成篇并非重复。
本文讨论三个问题:其一,“无实质经营”应当证明到什么程度,三项要素之间是什么关系;其二,项目利润作为贿赂标的时,数额按毛利润还是净利润计算,既遂时点落在何处;其三,此类行为与违规经商办企业、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的界限何在,同类案件可争的空间有哪些。
二、基本案情与裁判要旨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高某某,某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2014年至2021年,其利用担任副院长、党委副书记、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医疗器械和药品采购、项目资金拨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共计435万元。
其中,2014年至2021年,高某某在医院医疗器械采购项目招投标过程中,为亿某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某、泰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某某、众某医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裴某某、云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桂某某、新某商贸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薛某某等5人提供帮助。2020年6月,高某某与马某某商议注册成立宜某贸易中心,由其子高某乙担任实际控制人。2020年6月至2021年9月,高某某授意张某某等人为高某乙提供商业机会与项目采购资金:先由张某某等人在省内多家医院洽谈采购事宜、获取产品技术参数、商谈进货渠道与价格、做好投标准备,再将产品销售授权交给高某乙;张某某等4人在自己公司本可自行承揽的情况下,按授意谈妥某区疾控中心PCR实验室设备器材采购、某县卫健局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储备采购等7个项目,确定可以获利并制作好投标方案后,将项目交由宜某贸易中心投标、采购与销售,项目资金由马某某提供,项目利润归宜某贸易中心。宜某贸易中心由此共计获利249万元。
(二)处理经过与裁判结果
2024年6月17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监察委员会以涉嫌受贿罪移送起诉,7月26日提起公诉。同年10月12日,凉州区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五十万元;认定其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构成坦白,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退缴部分赃款,予以从宽。宣判后未上诉,判决生效。
(三)裁判要旨
认定层面,应围绕有无实质经营性、有无市场风险性以及职权对应性进行审查。采购项目的获取、设备销售商的选取、采购与销售价格的洽谈等实质性工作均由请托人完成,行为人取得项目后无需开展实质经营即能获利的,本质上属于权钱交易。数额层面,按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请托人为感谢帮助而将本可由自己获取的项目利润让渡,行为人主观上为通过项目获取利润、客观上已实际获利的,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
三、认定构造
(一)三项要素的规范定位
三项要素常被读作并列的清单,逐项打勾即可。此种读法会带来两个方向的误判:一是把“有没有公司”当作核心,凡有独立法人、有账簿、有纳税记录即认定存在经营;二是把“有没有风险”当作纯粹的市场判断,凡走过投标程序即认定承担了风险。实际上,三项要素指向同一命题——行为人是否以市场主体身份参与交易。
市场主体的实质,是投入、风险与对价三者的统一:投入自有资金与劳动,承担价格、履约与回款风险,取得与投入相当的对价。三者缺一,交易外观便失去经济实质。本案三项的否定都相当彻底:宜某贸易中心没有自有资金投入,项目资金由马某某提供;没有承担价格风险,采购价与销售价在项目交付前已由张某某等人谈定;没有承担履约风险,投标方案、技术参数、进货渠道均由请托人备妥。其取得的249万元不对应任何投入,只对应高某某的职务行为。
(二)确定性的判断与证明程度
案例六的表述值得注意:请托人“确定通过采购项目可以获利并制作好投标方案后”,才将项目交出;检察机关据此认定中标“具有高度可能性”、无需开展实质经营并承担市场风险。“确定能够获利”是案例一与案例六共同的要素,但两案证明方式不同:案例一以“不符合供应商名录条件却被直接指定”证明获利确定,案例六以“交付前已完成成本核算与投标准备”证明获利确定。
需要指出,“高度可能性”是概率判断,“确定”是规范评价。检察机关在此实际上把“高度可能”提升为“确定”。这一提升在多数案件中能够成立,因为请托人已完成交易的全部实质环节,剩下的只是程序;但它同时留下反向检验的入口:若某个项目最终未中标、流标、废标,或者实际执行中亏损,该笔利润并未实现,不能计入受贿数额。逐个项目检验,是此类案件最基本的数额审查方法。
(三)商业机会的三种形态
本批案例呈现了两种形态,理论上可以补足第三种,列表如下。
| 形态 | 获利方式 | 样本 | 数额基数 |
|---|---|---|---|
| 资格型 | 被指定为供应商或列入名录,长期供货赚取差价 | 案例一,1155万元 | 持续交易的差价 |
| 项目型 | 请托人将已谈妥的具体项目让渡,由行为人承揽 | 案例六,249万元 | 单个项目的利润 |
| 信息型 | 提供招标参数、评标信息、内定意向,据此中标获利 | 暂无样本 | 凭信息优势取得的收益 |
三者共同点是获利均源于职务行为而非市场竞争,差别在于数额基数的确定。基数不同,可扣除项也不同:资格型按差价计算,通常无需扣除经营成本;项目型按项目利润计算,须扣除项目实际支出;信息型则视所获利益的具体形态折算。
(四)职权对应性的双层结构
本案的对应关系容易被误读。7个项目分别属于某区疾控中心、某县卫健局等单位,并非高某某所在医院的项目,高某某对上述单位并无职务上的隶属或制约关系。若按斡旋的思路理解,控方须另行证明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利。
但本案的对价结构不在这一层。真正的结构是:高某某此前在其所在医院的医疗器械采购中为5名请托人提供帮助,请托人为表示感谢并寻求继续帮助,将本属于自己的项目利润让渡给其子控制的公司。谋利在前,收财在后,二者通过感谢与期待相连接。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并不要求事先约定,也不要求财物与某一次具体谋利行为一一对应,只要收受财物与职务行为之间存在对价关系即可。
这一区分有实际意义。控方无须证明行为人对项目所在单位有影响力,只需证明其对请托人有过谋利行为、请托人由此让渡利润、行为人对此明知。辩护若在“有无影响力”上纠缠,方向即偏;可争的是对价关系是否成立、利润是否确由请托人让渡。
四、数额口径
(一)三种获利结构的界分
同类案件在数额上常被混为一谈。以本批案例与既有指导性案例对照,可以分出三种结构。
替代型,即本案:行为人控制的公司替代请托人成为交易主体,利润本属请托人,全部让渡,数额为项目利润全额。插入型,如检例第247号王某某案:行为人在原本存在的交易链条中插入其亲属公司,加价后转售,数额为加价部分。通道型,如案例一:公司作为名义供应商,货物由生产商直接交付,公司不接触实物流,数额为差价利润。
三者共同规则是“以实际获利认定”,差别在获利基数的确定。区别的实益在于扣除项:替代型因无自有投入,可扣除项极少;插入型与通道型若确有运输、仓储、垫资等支出,应予扣除。
(二)“实际获利”应作净利润理解
《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收受财物时的财物价值认定;第二款就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规定按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项目利润不属该款情形,应回到第一款,以实际取得的利益为准。
问题在于,249万元是项目毛利还是净利,案例文本未作交代。若按毛利认定,等于把营业额当作获利,与“实际”二字不符。可扣除项至少包括增值税及附加、企业所得税、人员工资、场地与物流费用、安装调试及售后成本、质保金占用成本。案例三(张某某案)对合理薪酬予以扣减,检例第251号对出资予以扣除,方法论一致:凡有真实支出,均应扣减。
不过本案可扣空间有限。宜某贸易中心的项目资金由马某某提供,公司未投入自有资金,扣减的主要是税费与必要费用。资金若系无偿提供,是否应按市场利率计入资金成本,实务中尚有争议;主张扣除者须证明资金成本真实发生并有凭证支撑。
(三)既遂时点与逐项核算
7个项目在2020年6月至2021年9月间陆续完成,利润逐笔落账。既遂应以各项目利润实际取得为准,而非以公司注册或项目交付为准。个别项目在案发时尚未结算、尚未回款的,该部分应认定未遂;项目最终亏损的,该笔不成立。
(四)数额档位的实际意义
435万元总额中,249万元为项目获利,其余186万元为直接收受。受贿300万元以上属数额特别巨大,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20万元至300万元属数额巨大,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435万元距300万元的档界仅135万元,剔除两个项目的利润或扣减成本,即有可能落入下一档。本案已生效且未上诉,上述分析系就同类案件而言。
五、界分与竞合
(一)与违规经商办企业的界分
国家工作人员违规经商办企业,属违反廉洁纪律,依纪处理;只有获利源于职权对价时,才构成受贿。区分标准不在公司是否真实存在,而在利润的来源:来自市场竞争的,属违纪;来自请托人让渡的,属受贿。本案资金由请托人提供、项目由请托人谈成、利润归其子控制的公司,三项事实叠加,使经营外观无法成立。
(二)与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的界分
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经《刑法修正案(十二)》修改后,主体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医院院长符合;但该罪要求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经营,且须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本案7个项目均非其所在医院的业务,医院在其中的角色是采购方而非获利方,项目利润属于供应商,不符合本单位盈利业务这一要件。若行为人将本院采购业务交亲属公司承揽并抬高价格,则可能触犯该条第一款第二项,与受贿罪形成竞合,须另行判断。
(三)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界分
案例一以受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并罚,原因在于该案另有独立的利用影响力受贿事实,案例文本以“另有利用影响力受贿事实略”一笔带过,并非因为其女公司获利部分单独构成本罪。本案由高某某本人职权换取利益、通过其子收受,属第三百八十五条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的情形,只成立受贿罪一罪。实务中把亲属公司获利一律拆分为两罪的做法,缺乏依据。
(四)行业治理口径与刑事认定的关系
2026年6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十四部门印发《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明确重点监管高值医用耗材与医用设备领域,重点整治采购人“关键少数”违规干预、拆分项目规避公开招标、量身定标、“明招暗定”,并依法打击应标方租借证照、虚假交易与商业贿赂。这些表述与本案的审查要素互为表里:量身定标对应职权对应性,明招暗定对应获利确定性,租借证照与虚假交易则对应有无实质经营。
需要区分的是,上述情形本身属于行政违规与行业治理对象,并不当然构成受贿。刑事认定的落脚点始终是有无财物对价:只有利润来源于职务行为而非市场竞争时,才能进入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评价范围。反过来,行业文件所列举的违规形态,可以作为审查的指引清单,但不能替代对价关系的证明。
六、同类案件辩护空间
其一,交易功能的实质审查。重点在投入与风险:公司有无自有资金、有无实际员工、有无垫资、有无承担质量与售后责任。若公司实际组织供货、安装、调试与维保,交易即具实质,利润属经营所得。
其二,资金提供性质之辨。项目资金由马某某提供,是控方认定无投入的关键事实。应查明系借款还是无偿提供,有无借据、有无利息、有无归还。若系有息借款并已归还,公司存在真实资金成本,不宜认定为纯粹通道。
其三,确定性的反向检验。逐项核对7个项目的招投标结果,有无流标、废标、被投诉撤销或最终未签约。未实现利润的项目应予剔除。
其四,净利口径。调取公司账簿、纳税申报表与银行流水,逐项扣除税费及必要费用,主张按净利润认定。
其五,对应关系逐项审查。7个项目分别由哪一名请托人让渡、该请托人此前受助的具体事项为何、让渡与该次谋利在时间与内容上有无关联。无关联部分应予剔除。
其六,职权范围的界定。行为人对项目所在单位有无职务上的隶属或制约关系,其影响力是否足以决定项目归属。若项目系请托人凭自身资质取得、仅利润让渡,则应重点审查让渡的自愿性与对价性。
其七,违纪与犯罪的界分。公司存在真实经营的部分,应主张按违纪处理;同一公司既有真实业务又有让渡项目的,须分账核算。
其八,未遂与部分未遂。案发时未结算、未回款的项目,主张未遂;已中标未履约的,同样主张未遂。
其九,追缴与量刑。追缴范围限于实际获利,已缴税费不应重复追缴,公司对外债务与第三人权益应予保护。坦白、认罪认罚与退缴在十年以上档位中的作用有限,但仍影响罚金数额与执行方式。
上述九项中,最可能改变结果的是第三、四、五项。确定性检验决定有没有这笔利润,净利口径决定利润有多少,对应性审查决定这笔利润是否计入受贿数额,三者叠加往往足以跨越档位。其余各项更多影响追缴范围与量刑轻重,单独主张的效果有限。
七、结语
设备采购项目型受贿的实质,是把给钱改造成给生意。形式上的公司、合同、发票与纳税记录,都不改变利润来自职权这一事实。对办案者而言,审查重心应从主体资格转向交易功能;对辩护者而言,可争的空间不在有没有公司,而在这笔利润是否真的实现、是否应当扣除、是否与职务行为对应。
主要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一百六十六条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第一条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2026年11月2日)案例六高某某受贿案
-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检例第247号王某某受贿案、第251号孙某某受贿案)
-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十四部门《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2026年6月8日)
免责声明
本文基于公开的裁判文书与官方发布的典型案例整理,仅作学理与实务探讨,不构成对任何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个案处理须结合在案证据、行为时法与当地司法实践具体判断。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案件事实以官方发布文本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