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贿赂罪的数额标准与单一法定刑结构
——王俣良律师解析《贪污贿赂解释(二)》第三条
王俣良律师 · 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
摘要:2026年5月1日施行的《贪污贿赂解释(二)》第三条,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介绍贿赂罪设定了双轨数额:介绍个人行贿十万元、介绍单位行贿五十万元直接认定“情节严重”,减半后具备四项情形之一的亦可认定。与行贿罪、单位行贿罪不同,本罪的“情节严重”是构成要件而非升档条件,故第三条划定的是入罪线,不是量刑档。加之本条只有一档法定刑,数额过线之后不再具有升档功能,追诉期限亦被固定在五年。本文以第三条为中心,讨论数额的计算对象、四项情形的射程、单一法定刑的三重后果与可操作的辩护争点。
关键词:介绍贿赂罪;情节严重;数额标准;单一法定刑;追诉期限
一、问题的提出
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的表述极为简省: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全部构成要件压缩在“情节严重”四个字之中,而“情节严重”的具体内容,长期由立案标准与地方办案细则填充。
2026年4月10日公布、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下称《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次在司法解释层面把这一空白补上。该条设定两组数额:介绍个人行贿十万元以上、介绍单位行贿五十万元以上的,直接认定“情节严重”;介绍个人行贿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介绍单位行贿二十五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具备四项情形之一的,亦认定“情节严重”。
规范落地之后,真正的争议并不在数额本身,而在三个连带问题。其一,第三条划的是入罪线还是升档线,这决定了未达数额者是否构成犯罪,也决定了“不满五万但有情形”能否入罪。其二,数额的计算对象是介绍人取得的居间利益,还是被介绍的行贿数额,实务中两种算法并存,结论往往相差数倍。其三,单一法定刑结构意味着什么——从十万元到三千万元,法定刑上限始终是三年,这既压平了量刑梯度,也把追诉期限固定在五年,与行贿罪、受贿罪的落差以十年计。
二、第三条的规范结构
(一)双轨数额与减半情形
第三条把介绍对象分为个人行贿与单位行贿两条线,各自设入罪线与减半线:
| 介绍对象 | 入罪线 | 减半线 | 减半线附加条件 |
|---|---|---|---|
| 个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 10万元 | 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 | 四项情形之一 |
| 单位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 50万元 | 2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 | 四项情形之一 |
单位行贿的入罪线是个人行贿的五倍。这一倍数在《解释(二)》内部并不统一:对单位行贿罪是二倍(个人二十万、单位四十万),单位受贿罪与单位行贿罪则是一倍(同为二十万)。倍数不统一,说明起草者对“单位”这一因素在不同罪名中的评价权重并不相同。就本罪而言,把居间促成单位行贿的门槛抬高到个人行贿的五倍,实质上是承认居间人在单位行贿链条中的可责性低于个人行贿链条,因为单位行贿的意思形成分散于决策层,居间人通常只对接其中一环。
减半线与入罪线的关系,与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的结构一致,都是“数额半数加情形”。差别在于第三条没有第二款,也就没有“情节特别严重”的对应条款。这不是疏漏,而是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本身只有一档法定刑,司法解释无从设置升档。
(二)四项情形与旧口径的逐项比对
此前实务掌握的“情节严重”,大体来自1999年《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及其后的解释口径,内容为四项:为使行贿人获取非法利益而介绍贿赂;三次以上或者为三人以上介绍贿赂;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介绍贿赂;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第三条的四项情形与之相比,有三处实质变化。
第一,“三次以上”被删除。原口径把“三次”与“三人”并列,新条只保留人数标准,且表述为“为三个以上请托人介绍贿赂”。这意味着同一请托人、同一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多次介绍,不落入本项,只能通过数额累计处理。对办案机关而言,这是证明负担的加重;对辩方而言,这是可以据以否定该项适用的明确文义。
第二,第三项把目的与结果合并,且去掉了“重大”。“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介绍贿赂,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要求主观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客观上造成损失,损失不再要求达到“重大”。门槛因此降低,但要件从一增为二,控方须同时证明目的与损失,且损失须有具体数额与因果链条。
第三,原第三项“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介绍贿赂”被整体删除。特殊身份不再作为独立的情形类型,转而由第四项“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吸收。
(三)与相邻罪名门槛的横向对照
把《解释(二)》各条的入罪线并排放置,本罪的位置相当特殊:行贿罪三万元(法释〔2016〕9号第七条),单位行贿罪二十万元,对单位行贿罪个人二十万元、单位四十万元,单位受贿罪二十万元,介绍贿赂罪个人十万元、单位五十万元。
由此形成两个不对称。其一,居间人的门槛高于行贿人。帮助行为的入罪线是实行行为的三倍以上,这在刑法分则中并不多见。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法定刑的反向约束:本罪最高三年,若门槛过低,大量轻微居间行为涌入刑事程序,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冲突。其二,介绍单位行贿五十万元的门槛,高于单位行贿罪自身二十万元的门槛。同一笔三十万元的单位行贿,行贿单位构成犯罪,居间人不构成。这一缺口与对单位行贿罪中“单位受贿二十万即构罪、对单位行贿须四十万才入罪”的错位同构,属于数额标准分列设定的必然结果,辩方可以直接援引。
三、认定构造
(一)“情节严重”是构成要件,不是升档条件
这是理解第三条的前提。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三百九十三条的条文结构都是“基本档+情节严重档”,情节严重是升档;第三百九十二条只有一句“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是入罪条件。二者在教义学上的后果完全不同。
其一是出罪路径。数额未达十万元且不具备减半情形,或者数额虽在五万元至十万元之间但不具备四项情形之一,属于构成要件缺失,应当作不起诉或者无罪处理。这不是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问题,也不是第三十七条免予刑事处罚的问题,而是根本不成立犯罪。实务中办案机关常以“数额接近标准、态度不好”为由勉强入罪,再以从宽情节消化,辩方应当把主张精确到“不构成犯罪”这一层。
其二是硬底结构。第三条的减半条款把下限锁死在五万元与二十五万元,没有为“不满五万元但有情形”留出通道。四点九万元的介绍贿赂,即使是为三个以上请托人介绍、即使造成恶劣影响,仍不构成犯罪。这一点与贪污罪、受贿罪“三万元入罪、一万元以上加情形亦可入罪”的三段式结构不同,后者在最低档仍留有入口,本罪没有。写辩护意见时,这个硬底比任何量刑情节都值钱。
(二)数额的计算对象是被介绍的行贿数额
第三条的表述是“介绍个人行贿数额”“介绍单位行贿数额”,指向行贿方的给付总额,而非介绍人取得的居间报酬。这一点在实务中经常被置换:由于居间报酬的账目清楚、取证容易,办案机关有时直接以介绍人收取的好处费作为犯罪数额,或者反过来以行贿总额认定而不作任何扣除。
两个公开案例可以说明数额口径的差别。北京检察机关发布的田某介绍贿赂案中,田某为请托人与其叔父牵线,促成请托人分六次给予贿赂款三百万元,法院以介绍贿赂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宁夏某法院审理的王某甲案中,王某甲介绍单位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一百五十万元,本人收取好处费五十万元,法院认定数额为一百五十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两案都按被介绍的行贿总额认定,而非按居间所得,这与条文文义一致,法院的立场是清楚的。
需要提醒的是,按行贿总额认定对被告人通常不利,因此不能把“应按获利计算”当作通例主张。真正站得住的扣除只有三处:一是介绍人截留的部分,已在介绍贿赂之外另作评价的,不得重复计入;二是约定但确未交付、且不能证明将交付的部分,涉及结果要素的判断;三是与介绍行为无关的、请托人自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的部分。
(三)结果要素: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
《解释(二)》第十七条第一款把介绍贿赂定义为“在请托人和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使……得以实现”是结果性表述。据此,仅口头表示可以引见而未实施撮合,或者双方见面后因故未交付的,不构成本罪。
这一要素与数额标准之间存在张力。假设居间人促成双方约定三百万元,但在交付前案发,数额已远超门槛,结果要素却未完成。此时存在三种处理:认定不构成犯罪,理由是“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未成就;认定介绍贿赂未遂;认定既遂但从轻。本文倾向于第二种,因为约定本身已经完成了“撮合条件”,交付只是贿赂实现的最后一步,以未遂处理更符合行为的不法内涵。但无论采哪一种,都不能直接按三百万元既遂量刑。
(四)累计计算与跨法适用
同一请托人多次介绍、向同一国家工作人员多次介绍,数额累计计算,属连续犯,追诉期限从行为终了之日起算。跨2026年5月1日的行为,依《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与法释〔2001〕5号处理:数额门槛由旧口径提高至新标准,属有利变更,可以溯及;四项情形中新增的“造成恶劣影响”等表述,属不利变更,不得溯及至施行前的行为。
四、单一法定刑的三重后果
(一)量刑扁平化,与相邻罪名形成断崖
第三百九十二条只有一档法定刑。数额从十万元到三千万元,上限始终是三年。前述两案可以佐证:三百万元判十个月,一百五十万元判八个月并适用缓刑,与十万元案件的宣告刑差距远小于数额差距。
把这笔账放到同一贿赂事实的三方身上,断崖就出现了。行贿三百万元,属第三百九十条“情节严重”档,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受贿三百万元,属第三百八十三条“数额特别巨大”,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无期;介绍贿赂三百万元,三年以下。三方共同促成一个贿赂结果,法定刑上限分别是十年、无期、三年。
这也解释了《解释(二)》第十七条第二款“从一重处罚”的实际效果。介绍人只要与行贿人或者受贿人存在共同故意,同时构成行贿罪、受贿罪共犯的,一律按重罪处理,本罪被吸收。故本罪真正的独立空间,只剩“无通谋的居间撮合”这一块。反过来说,凡是被认定为本罪的案件,本身就隐含了办案机关对“无通谋”的确认,这是辩方可以固定下来的有利认定。
(二)追诉期限只有五年
刑法第八十七条第一项规定,法定最高刑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期限为五年。本条法定最高刑三年,故不论数额多大,追诉期限一律五年。对照之下,行贿三百万元的法定最高刑为十年,追诉期限十五年;受贿三百万元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追诉期限二十年。
后果是实在的。2019年介绍贿赂八百万元,2026年才发现,已过追诉期限,应当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这一主张有三处限制须一并处理:一是刑法第八十八条“立案侦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不受追诉期限限制”,条文列举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察机关不在其中,故不能以监委立案直接套用该条;二是监察机关立案调查是否构成“追诉”的起点,实务中存在争议,多数意见认为监察立案即已启动追诉程序,辩方须核查立案决定书与审批时间,把时点做实;三是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追诉期限内又犯罪的,前罪期限从后罪之日起算,若被告人在期限内另有犯罪,须重新核算。
(三)罚金无标准,单位又不构成犯罪
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的“并处罚金”,系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第四十八条修改第一款时增设,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但《解释(二)》没有为介绍贿赂罪设定罚金幅度,只能回到刑法第五十二条“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实务中的尺度并不统一:一百五十万元对应罚金十五万元,约百分之十;三百万元对应罚金十万元,约百分之三点三。
另有一处结构性空白。第三百九十二条没有单位犯罪条款。中介公司、咨询公司集体决定、以公司名义承接所谓项目对接业务并收取服务费的,公司不构成单位犯罪,不能被判处罚金,只能追究具体经办的自然人。这一空白对辩方是双向的:一方面,可以据此反对以单位获利额认定个人违法所得,个人违法所得应限于实际分得部分;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公司未被追诉,就认为个人行为当然具有业务正当性。
五、同类案件的辩护空间
第一,先争门槛。五万元与二十五万元是硬底,不存在“不满加情形”的入口。核清数额后,若在门槛之下,主张不构成犯罪,而不是主张免予刑事处罚。
第二,核清数额口径。坚持按被介绍的行贿数额计算,同时剔除已被单独评价的截留部分、与介绍行为无关的部分、确未交付且不能证明将交付的部分。
第三,逐项质证四项情形。“三个以上请托人”须有逐人对应的证据,不能以行贿次数替代;“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须独立证明,不能从行贿事实中推定;“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须有具体数额与因果,抽象的危害性描述不足;“造成恶劣影响”不能以媒体报道、舆情热度替代证据。
第四,守住结果要素。仅口头引见、未实施撮合,或者双方见面后未交付的,主张不构成犯罪;已撮合条件但未交付的,主张未遂。
第五,罪名之辩要算清后果。有通谋的,按行贿或者受贿共犯处理,法定刑远高于本罪,不宜主动往重罪方向论证;但若行贿数额小、共犯地位低,共犯的宣告刑可能低于本罪,需要按个案比对。中间人截留部分财物的,还可能触及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存在数罪并罚的风险,须一并评估。
第六,把“被追诉前主动交待”的时点做实。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二款与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用语相同,而法释〔2012〕22号第十三条只解释了后者的“被追诉前”,即检察机关对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本罪无专门解释,实务参照适用。职务犯罪由监察机关先行调查,因此须区分谈话、讯问开始之时与监察立案之时,把主动交待的时点卡在立案之前。
第七,核查追诉期限。五年期限自行为终了之日起算,与监察立案日期比对,超过的应主张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
第八,争罚金基准。以介绍人实际获利与实际缴纳能力为基础,反对简单按被介绍行贿额的比例确定。公司承接业务、个人仅领取提成的,尤其应当把个人获利与行贿总额切开。
第九,争违法所得范围与量刑出口。违法所得限于个人实际分得,单位获利不当然转化为个人违法所得。本罪法定最低刑为拘役,依刑法第六十三条减轻处罚可以降至拘役以下,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均有空间,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的减免幅度大于普通自首。
六、结语
第三条回答的是“多少钱构罪”,没有回答“多少钱判多久”。单一法定刑把这两个问题彻底分开:数额只在门槛处起作用,过线之后,量刑交给情节。对辩方而言,这意味着资源应当分两段投放——门槛之下全力争不构成犯罪,门槛之上全力争罪名与情节。反过来看,控方若想把大额居间行为判重,唯一的路是把定性改成行贿或者受贿共犯;这既是本罪的结构性弱点,也是这类案件辩护的真正战场。
主要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三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第三百九十条、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三百九十三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四十八条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第七条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22号)第十三条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数额标准横向对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
免责声明:本文依据公开的规范性文件与公开案例写作,仅供研究参考,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个案处理应结合在案证据、行为时点与最新规范单独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