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跨境腐败法的规范构造与职务犯罪辩护的新变量
——王俣良律师解析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
王俣良律师 · 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
摘要:2026年11月6日通过的《反跨境腐败法》共六章四十七条,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该法不设新罪、不改法定刑,第三十五条是标准的援引条款,其规范增量在于管辖连接点的确认、境外证据的进入通道、追逃追赃的程序工具与跨境经营企业的廉洁合规义务。本文以条文为中心,区分管辖连接点与罪名清单两个层面,提出境外证据须经第二十二条但书与《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七十七条的双重过滤,并指出第四十三条的从宽射程止于行政处罚与处分,第四十五条的合规责任不含刑事责任。
关键词:反跨境腐败法;跨境腐败;境外证据;违法所得没收;廉洁合规
一、问题的提出
2026年11月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主席令第八十九号同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该法六章四十七条。本文写作之时,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尚在审议之中,本法先行落地。
一部四十七条的新法,读第一遍容易得出两个相反的印象。说它轻,全法没有增设一个罪名,没有调整一档法定刑,第三十五条只写“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是标准不过的援引条款。说它重,国家监察委员会牵头的工作机制、十二项司法协助事项、限制出境、资产返还与分享、六类廉洁合规义务、吊销许可证的处罚,任何一项落到个案都不是小事。两个印象都不算错,但都没说到要害。
本法的规范增量不在罪与刑,而在三处:把散落在刑法总则与既往实践中的管辖连接点收拢成一份清单;为境外证据进入我国刑事诉讼增设一道过滤阀;把追逃追赃从个案协作提升为常设机制。三者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办案机关能不能查到你、能不能把证据拿进来、能不能把钱追回去,比该定什么罪更具决定性。
由此有三个问题需要正面回答。第二条五项情形是罪名清单还是管辖连接点?第二十二条“经审查符合法定要求”与“承诺不作为证据使用的除外”是什么关系?第四十三条列举的四种从宽情形,能不能写进刑事辩护意见?
二、立法背景与规范要旨
(一)三项存量制度
本法不是从零起步。追逃追赃的三项核心工具此前均已就位: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增设违法所得没收程序,2013年1月1日施行,解决“人不到案、钱先追回”;2018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增设缺席审判程序,解决“人不到案、案照审”;同年制定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为向外提出协助请求、执行外国请求、查封扣押冻结与没收返还资产提供国内法依据。三者之外,还有《引渡法》与数十项双边条约。分散的制度在个案中能跑通,缺的是统摄性规范:谁来牵头、什么算跨境腐败、企业负什么义务。本法填补的正是这一层。
(二)两个可供观察的样本
李华波案是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第一案,也是理解第二十四条“先物后人”逻辑的最好样本。李华波原任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2006年至2010年间伙同他人骗取基建专项资金9400万元,其中2953万余元转至新加坡。红色通报发布一年后仍未到案,2013年3月6日上饶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没收申请。2015年3月3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没收其夫妇名下财产540余万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2600余万元。2016年6月29日,新加坡高等法院判决将该笔财产全部返还中方。人则于2015年5月9日被遣返回国,2017年1月23日以贪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个案子的顺序值得注意:先有没收裁定,才有境外承认与执行;先有资产被冻结、身份被取消,才有主动投案。物的处理不是人的处理的附属,而是前提。第二十四条把五类追赃措施并列,内部并无固定顺位,选择哪一条取决于资产所在国的配合程度。
程三昌案展示了另一条路径。该案2022年1月宣判,是我国首起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审理的外逃被告人贪污案。据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9月发布的追逃追赃审判工作综述,截至2026年7月,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总数已超过300件。
三、认定构造:五项界定与管辖连接
(一)五项界定的内容
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跨境腐败,是指下列行为:
| 项 | 行为形态 | 对应连接 |
|---|---|---|
| 第一项 | 境内主体向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境外主体在境内向前述人员行贿 | 属地+属人 |
| 第二项 | 境外主体向境内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等行贿及相关受贿 | 属地 |
| 第三项 | 境内主体在境外实施的其他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行为 | 属人 |
| 第四项 | 行为全部或部分在境外、结果全部或部分在境内的同类腐败行为 | 结果地 |
| 第五项 | 涉嫌腐败人员逃匿境外、跨境转移腐败资产 | 非罪名,追逃追赃对象 |
(二)不是罪名清单,是连接点清单
五项之中,前四项指向刑法已有的具体罪名,第五项不对应任何构成要件。逃匿境外、跨境转移资产在刑法上要么是前罪的后续状态,要么另涉洗钱等罪名,本身不是独立罪状。把它写进“本法所称跨境腐败”,目的是把人的位置与资产的位置纳入调整范围,为第十二条的预警阻断、第十八条的限制出境、第二十四条的追赃提供依据。
由此可得一个对辩护有用的结论:第(四)项确立的是结果地管辖,其依据本在刑法第六条第三款——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领域内的,即认为是在领域内犯罪。本法只是把总则规则具体化,并未创设新的管辖根据。争点因此不是有没有管辖权,而是境外行为与境内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把资金过境、合同签署地、受益人所在地一概视为结果发生地,是把连接点泛化。
(三)第三十五条是援引条款
第三十五条的表述是“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含罪状与法定刑。它明确本法与刑法的分工:本法管预防、协作、合规与行政责任,定罪量刑仍归刑法;同时排除了以违反本法入罪的可能。
辩护上应坚持:任何指控都必须落到刑法分则的具体条文,逐项对应主体、行为、故意与数额;以“违反《反跨境腐败法》第某条”代替构成要件叙述的起诉书不合格。反过来,也不能因本法施行就主张新法新罪、适用从旧兼从轻——本法没有新罪,无从比较轻重,其时间效力按程序法处理:对施行后的办案行为适用,对施行前的行为不产生定罪依据上的变化。
(四)第一项与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款
第一项涉及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对应罪名是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款,由《刑法修正案(八)》增设,2011年5月1日施行,系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义务的产物。
这一款有一处限缩常被忽略:主观要件是“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而非普通行贿罪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商业利益限于经营、交易、竞争领域,为谋求政治支持、职务晋升、司法关照而给付财物的不落入本款。跨境企业被指控本罪时,第一层抗辩是给付目的是否属于商业利益,第二层才是“不正当”的认定。
四、界分规则:证据通道与追赃范围
(一)境外证据的双重过滤
第二十二条规定,通过执法司法合作和司法协助等渠道获取的证据材料,经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是依据国际条约、协定或者承诺不作为证据使用的除外。
后半句是独立的排除事由。它与《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七十七条形成双重过滤:第七十七条要求检察机关随案移送材料来源、提供人、提取人、提取时间的说明,经法院审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才可使用,但提供人或者双边条约对材料使用范围有明确限制的除外;第二十二条再叠加一层——条约、协定或个案承诺中关于不作证据使用的约定,同样构成排除事由。
实务中常见的处理,是把使用范围受限降格为证明力问题,认为证据仍可采信、只是分量减轻。这是错位。用途限制条款在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普遍存在,功能是保护被请求国主权与协助意愿,违反用途限制使用证据,损害的是协助关系的对价基础,不是证明力。辩护应要求控方出示协助请求文书、条约依据与承诺函。
第七十七条另有一处不对称:对办案机关收集的境外证据只要求说明来源,对辩方提供的则要求公证、认证三重手续。应对之道不是硬碰,而是把举证责任推回控方:依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申请检察机关向境外请求取证,把辩方取证不能转化为对控方协助请求是否穷尽的审查。
(二)追赃措施的顺位与范围界分
第二十四条把追赃分为程序性与合意性两组:前者是执法司法合作、司法协助、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依靠国家强制力;后者是责令退赔、接收主动上交,依靠当事人处分。范围上要区分两层。境内追缴范围由刑法第六十四条与《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确定,及于违法所得及其孳息、收益,原物优先、转化物次之、等值追缴为辅。境外资产的执行范围由没收裁定与外国承认执行的结果确定,两者可能不一致:裁定范围可能大于实际执行范围,也可能因资产分享安排而折减,但分享比例不改变没收裁定的范围。
(三)追诉时效与拒绝协助
第二十六条列举可以拒绝向境外提供协助的情形,其中一项是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这一条表面上是给办案机关设裁量权,实际反向确认了时效抗辩在跨境案件中的地位:时效届满不只是量刑情节,而是可以让整个协助链条停摆的实体障碍。
刑法第八十七条按法定最高刑分设四档,跨境职务犯罪多为二十年,看似宽裕。真正的战场在第八十八条:立案侦查或者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限制。该款被高频援引,争点在逃避侦查的认定——出境是否即为逃避?本文认为应采限缩解释,结合出境时点、是否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是否明知已被立案综合判断。出境系公务、探亲、就医且未隐匿身份、未切断联系的,不宜认定。
(四)第二十五条的反向义务
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非经我国有关机关同意,境外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自行或者通过他人在我国境内进行反跨境腐败调查等执法活动,境内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境外机构、组织和个人提供证据材料、数据信息和其他相关协助。违反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阻断等相应措施,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这一条给跨境企业制造了义务冲突:境外监管机构依其本国法要求提供数据,境内法禁止提供,解决路径是申请我国有关机关同意而非自行取舍。该条的法律后果表述为阻断等措施与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并未指明罪名,因此不能以违反第二十五条直接入罪,仍须落到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把行政性阻断义务直接转化为刑事违法性,是这类案件最常见的论证跳跃。
五、廉洁合规:义务属性与责任边界
(一)六项义务
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四条规定跨境经营企业的六项义务:建立廉洁合规管理制度;开展风险识别评估、完善内部举报;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对聘用的第三方开展尽职调查并监督管理;加强员工廉洁教育与培训;督促境外分支机构、子公司遵守当地法律。国有企业另有境外重点岗位、重大资金、重大项目风险防控义务,可采取直派境外财务负责人、轮岗轮换、利益冲突回避等措施。其中第三十三条禁止利用第三方实施跨境腐败,最具刑法意义——通过中介、代理、顾问费输出利益,历来是跨境贿赂的典型形态,也是行政责任滑向刑事责任的主要入口。
(二)第四十五条是行政责任
第四十五条规定,不履行廉洁合规义务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这是纯粹的行政责任,不含刑罚。
我国刑法没有商业组织预防腐败失职罪,合规体系存在缺陷本身不构成犯罪。控方不能以合规制度缺失论证单位犯罪的成立,只能以其证明单位意志的形成过程或者放任态度。反过来,一套真实运行的合规体系在单位犯罪认定中有两个实际作用:反驳单位集体决定或者负责人决定这一要件,切断单位对员工个人行为的归责。
(三)第四十三条不是刑事从宽条款
第四十三条列举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提供材料、主动补救积极退赃、检举揭发他人经查证属实四种情形,“可以从轻、减轻给予行政处罚、处分”。落点是行政处罚与处分,不含刑罚。
把这一条写进刑事辩护意见,是无效论证,甚至有害。其一,该条以实施跨境腐败行为为前提,援引它等于承认行为已经成立,只是在争从宽;其二,刑事从宽的规范依据在刑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三百九十条第三款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第四十三条不是同一套评价体系。真正可以打通的是事实层面:第四十三条第(三)项的主动补救、积极退赃,与《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积极退赃的认定要素高度重合,同一批退赃行为可分别主张,但依据必须各归各位。
六、同类案件辩护空间
其一,管辖异议要逐项核对。第(一)至(四)项分别对应属地、属人、结果地三类连接点,第(五)项不是罪名。境外主体在境外对境外公职人员行贿、结果亦不在境内的,不落入本法调整范围;刑法第七条的属人管辖只针对中国公民,外国人在境外对中国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才落入第八条保护管辖。管辖异议在这类案件中不是形式动作,而是可能直接终结程序。
其二,境外证据主张独立排除。援引第二十二条但书与《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七十七条第一句后半段,要求控方出示协助请求文书、条约用途限制条款、个案承诺函。用途限制不是证明力问题,是证据资格问题。
其三,取证准据法之争要提出。境外取证由被请求国依其本国法执行,搜查、扣押、询问的合法性应依取证地法审查;对事实概述、情况说明一类概括性材料,主张其不具备法定证据种类,不能替代原始证据。
其四,追诉时效要算到逃避侦查的认定上。第二十六条把时效届满列为可拒绝协助情形,反向支持时效抗辩;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适用应作限缩,要求控方就逃避的主观明知与客观隐匿分别举证。
其五,境外已服刑期的折抵与减轻。刑法第十条采消极承认,境外判决不阻却国内追诉,但已受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不能主张一事不再理,但可主张境外羁押与服刑期间在量刑上充分体现,避免双重评价。
其六,追赃范围分两层打。裁定范围依刑法第六十四条与《解释(二)》第二十三条,区分违法所得、孳息与合法财产,第三人善意取得的应排除;执行与分享依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与协助条约,分享比例不构成扩张没收范围的理由。
其七,单位犯罪以合规抗辩。以制度文本、决策记录、培训与审计材料证明单位已尽管理义务;对第三方行贿,主张归责以明知或者放任为限,避免以第三十三条直接推定单位故意。
其八,限制出境可申请解除。第十八条第二款明定不需要继续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限制出境是措施不是处罚,不影响实体认定但直接影响经营,应在立案后尽早书面申请并留存答复。
七、结语
《反跨境腐败法》没有改动一个罪名、一档刑罚。它改动的是三条通道:人能不能被找到,证据能不能被采用,钱能不能被追回。对辩护而言,重心因此从构成要件前移到程序与证据——管辖连接点、条约用途限制、协助请求的穷尽、时效的起算,这些过去被视为边角的问题,如今直接决定案件走向。
同时要守住三条界线:第二条不是罪名表,第四十三条不是刑事从宽条款,第四十五条不是罪状。说清楚这三条,既是辩护的技术要求,也是这部法律不被泛化适用的前提。
主要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2026年11月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主席令第八十九号)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三百九十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至第二百九十七条、第二百九十八条至第三百零一条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七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
-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三条至第五十七条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批指导性案例(李华波贪污案)
- 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9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犯罪审判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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