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数额认定的时点规则
——王俣良律师解析〈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句

王俣良律师 · 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

摘要:2026年5月1日施行的《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句,首次以一般条款为受贿数额指定时间坐标:一般按照收受财物时的财物价值认定。此前的时点表述分散于2007年《意见》的“交易时”“转让行为时”与2016年解释的“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之中,从未被提炼为总则。本文梳理该句的形成与定位,以收受商铺返租案和十一把紫砂壶案说明时点如何落地,提出“计额时点—追缴时点—例外时点”三分与“时间轴—价格类型”两维的分析框架,并落到九项可操作的辩护争点。

关键词:受贿数额;认定时点;收受时价值;孳息;追缴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下称《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句只有十九个字: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收受财物时的财物价值认定。这是司法解释第一次以一般条款的方式,为受贿数额指定时间坐标。

此前并非没有时点规则,只是散落各处。2007年《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下称《2007年意见》)对交易型受贿说“交易时”,对干股说“转让行为时”;2016年解释对需要支付货币的利益说“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解释(二)》第十二条在价格认定条款里说“收受财物当时真实价格”。这些表述方向一致,但都限于具体财物形态,没有一个条文把它们收拢成总则。

把时点写成一般条款,看似技术性安排,实际牵动三处实体后果。其一,时间轴上的价格会动。同一套房产、同一批股票,收受时与案发时可能相差数倍,差额进入数额还是留在数额之外,直接决定量刑档位。其二,时点与既遂时点是否同一。未过户、代持、借用、附条件收受等形态,究竟按收受时认定既遂,还是按实际取得利益时认定,结论可能是不构成犯罪。其三,“一般”二字留出的例外空间有多大。例外过宽,办案机关便可在个案中挑选对自己有利的价格,一般条款随之空心化。

本文以第十一条第一句为中心,先梳理规则的形成与定位,再以两则公开材料说明时点如何落地,然后提出时点三分与价格两维的分析框架,最后落到可操作的辩护争点。

二、规则的形成与定位

(一)三条分散的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交易型受贿。《2007年意见》第一条规定,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或者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这里的“交易时”,与第十一条的“收受时”,在多数案件中是同一个时点。

第二条线索是干股。《2007年意见》第二条规定,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认定为受贿数额。这一条同时给出两个信息:计额时点是转让行为时,红利不是数额而是孳息。

第三条线索是需要支付货币的利益。2016年解释第十二条把财产性利益分为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房屋装修、债务免除)与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会员服务、旅游),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这一句锁定的是价格类型而非时点,但“实际支付”天然发生在行为时,客观效果与时点规则同向。

《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句把这三条线索的共同底色提炼出来,第十二条则在价格认定条款中重申“收受财物当时真实价格”,并把“行贿人按照受贿人授意购买特定物品后给予”的情形单列,规定按行贿人实际支付的购买金额认定。两条合起来,构成一个“时点在收受、价格按当时”的完整结构。

(二)为什么是收受时

三点理由。

其一是主客观相统一。受贿罪是故意犯罪,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的,是收受那一刻手中财物的价值。以案发时的市价计额,等于把行为人未曾认识到的市场波动计入其故意范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年12月刊发的实务评析,在讨论商铺增值问题时即以此立论。

其二是行为时法。数额在受贿罪中不是单纯的量刑情节,而是构成要件要素,三万元、二十万元、三百万元分别对应三个法定刑档。既然是构成要件要素,就应当以行为时的规范与事实为准,这与刑法第十二条从旧兼从轻的底层逻辑一致。

其三是既遂时点与计额时点同一。一个行为只有一个时点,若既遂按控制说定在收受时,计额却按案发时,同一条款内部出现两个时间标准,难以自洽。反过来,计额时点也可以反向约束既遂认定:若财物在所谓收受时点尚未实际转移控制,则既遂本身不成立。

(三)第十一条第一句是确认性规定

这一点在实务中容易被忽略。第十一条第一句没有创设新规则,它是对既有规范与实务做法的确认。由此产生两个后果。

第一,不发生溯及力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处理的是新旧解释并存时的选择,而确认性规定的适用不依赖该条。2026年5月1日之前收受的财物,同样按收受时价值认定。辩方不能以“新解释”为由主张适用旧规则,控方也不能以“新解释”为由把时点推到案发时。

第二,第十一条第二款才是新增。预期收益型受贿按案发时实际获利、未获利的按案发时溢价认定,等于把整类财物的时点后移,属于对被告人不利的变更,跨法适用时须单独审查,不能与第一款捆在一起处理。

三、两则材料:商铺与紫砂壶

(一)收受商铺并约定返租

张某系A市B区管委会主任,潘某系A市房地产商。2010年,潘某为在B区开发的项目上得到张某关照,让张某到其楼盘挑选商铺。张某选中一套后,潘某代为支付房款50万元,产权登记在张某表妹刘某名下。事后潘某告知张某,其公司将返租该商铺,每年租金5万元(明显高于市场价),以十年不付租金的方式抵扣这50万元房款,张某答应。案发时商铺市值130万元。张某因其他犯罪事实被留置后,主动供述上述事实。

对数额有四种意见:不构成犯罪,因租金已抵扣房款;构成犯罪,数额50万元;构成犯罪,数额130万元;构成犯罪,数额100万元。刊发该文的评析者赞同第二种,理由分三层:返租只是口头约定,双方未签租赁合同,十年间亦未实际租赁,租金远高于市场价,不能改变受贿事实;既遂采控制说,2010年产权转移至张某亲属名下时,张某已取得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控制权此后未发生转移;数额以2010年的价值认定,房屋增值的80万元不属于受贿数额,属于受贿所得产生的孳息,应认定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需要说明该材料的性质:它刊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以案明纪释法”栏目,作者单位为广东省佛山市纪委监委,属于实务评析文章,不是裁判文书。引用时应当作观点而非判例看待,但其论证结构与办案机关的通行思路高度一致。

该案的要旨可归纳为四点:返租与租金抵扣不改变定性;既遂采控制说,登记于亲属名下即视为本人控制;数额取收受时价值,不取案发时市价;升值部分不入数额,转为孳息追缴。

(二)十一把紫砂壶

陈马良原任常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副局长。其受贿事实中,现金51.6万元,紫砂茶壶及工艺品价值84.6万元(共十一把壶),合计136.2万元。争议在于壶价如何认定。辩方主张应当经过鉴定程序确认价值;公诉方认为,行贿人沈某、被告人及紫砂壶卖家三方供述一致,并有成交时的记录书证,证据确实充分,可以直接以当时购买价格认定,无须再作鉴定。办案人员还专门说明:有的壶现价已翻番,仍按收受时价格认定,不按涨价后的价格;反之,若现价比购买时下跌,同样按收受时价格认定,因为收受时的价格客观反映了行为人当时的主观故意程度。2016年8月19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陈马良有期徒刑五年,被告人当庭表示不上诉。

该案的要旨有三点:收受时价格优先于案发时价格,涨跌均不调整;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当时价格的,可以替代价格认定程序;升值利益不进入数额。

(三)两案的共同点与遗留问题

两案都拒绝案发时市价,都把升值部分推到孳息,思路一致。但两案都没有回答贬值如何处理、收受时存在多个价格时选哪一个。前者涉及能否选择性主张,后者属于价格类型的横向选择,第十一条第一句并不解答,须回到第十二条与《2007年意见》。

四、时点三分

(一)计额时点:收受时

第十一条第一句的功能是确定计额时点。它回答“哪一天的价值”,不回答“哪一天之后发生的变化归谁”。这一区分是理解全条的关键。

(二)追缴时点:案发时

增值部分不入数额,不等于不入法律后果。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进一步区分原物、转化物、对应份额与等值追缴,并将追缴对象延伸至行贿人与代为持有的第三人。《2007年意见》第二条对干股的处理最为直白: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孳息与增值都不是受贿数额,但都是追缴对象。

由此形成一个看似矛盾、实则自洽的结果:收受时50万元的商铺,案发时值130万元,受贿数额是50万元,追缴范围是130万元。

(三)例外时点:案发时

第十一条第二款把预期收益型受贿的时点整类后移。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的,按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尚未实际获利的,按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

这一款与既有的两个指导性案例形成对照。检例第251号(原始股预期收益型)按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并扣除实际出资;检例第250号(投资入股型)则取全部收益,不扣出资。两者的分界不在有无出资,而在收益性质:有真实市场基础的,计实际获利并扣成本;无市场基础、以固定收益率锁定且不担风险的,收益整体缺乏合法内核,全额计入。这一对照说明,第十一条第二款的“实际获利”并非简单的收入减支出,而要先判断收益本身是否具有市场属性。

(四)三分的实益

维度 计额时点 追缴时点 例外时点
功能 定数额、定档位 定返还范围 定特殊财物形态的计额
时点 收受财物时 案发时(含孳息、增值) 案发时
规范 第十一条第一句 刑法64条;《解释(二)》第23条 第十一条第二款
后果 影响刑期与罚金 影响财产责任 整类后移,不利变更

两点实益值得强调。

第一,时点规则的真实作用在量刑,不在追缴。升值部分从数额挪到孳息,被告人的财产后果不变,变的是刑期与罚金。反过来说,辩护若以“数额应当减少”为目标,只能减少刑期,不能减少返还义务;若目标是减少财产责任,主战场在第二十三条,不在第十一条。

第二,追诉期限的起算随时点而定。刑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收受时点后移一年,追诉期限的起点就后移一年,对陈年旧案可能直接决定是否超过期限。

五、“一般”的例外清单与边界

(一)五类例外

财物形态 计额时点与方法 规范依据
现金、一般物品 收受时的价值 第十一条第一句
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 案发时实际获利;未获利按案发时溢价 第十一条第二款
特定财物(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 以价格认定结论为准,但受“收受当时真实价格”约束;按授意购买的,按行贿人实际支付金额 第十二条
房屋、汽车等交易型 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 《2007年意见》第一条
干股 转让行为时的股份价值;红利为孳息 《2007年意见》第二条
会员服务、旅游等需支付货币的利益 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 2016年解释第十二条

(二)例外的三条边界

第一,例外须有规范依据。第十一条第一句用了“一般”,但“一般”不等于自由裁量。凡后移时点的,都应当在条文或既有意见中找到出处;找不到出处的,仍回归收受时。以“案发时价格更高、更利于惩治”为由后移,属于以政策替代规范。

第二,例外不改变底色。五类例外中,只有预期收益型是整类后移,其余四类仍在行为时附近:交易型看交易时,干股看转让时,需支付货币的利益看实际支付时,特定财物看收受当时。它们调整的是价格类型,不是时间轴。把第十二条理解为“可以按案发时价格认定”,是对该条的误读——该条恰恰要求证明“收受财物当时真实价格”,只是允许用票据等证据替代价格认定程序。

第三,禁止两头取利。同一个案件,不能在升值时主张按案发时计额、在贬值时主张按收受时计额;控辩双方都不例外。这条边界看似约束辩方,实际约束力更多落在控方:办案机关在财物升值时倾向按案发时认定,在贬值时又回到收受时,是最常见的时点裁剪。

六、同类案件的辩护空间

第一,先攻时点,后攻价格。时点是纵向的,价格是横向的。多数案件的辩护资源投在价格鉴定上,收效有限;时点一旦后移,数额、档位、追诉期限三项同时变动,收益更大。借用房屋、车辆未过户,股权由他人代持,附生效条件或可撤销的赠与,都是时点可争的形态。追诉期限自犯罪之日起算,收受时点后移一年,起点即后移一年,陈年旧案须与立案时间逐笔比对。

第二,区分既遂与控制。控制说要求实际取得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登记在他人名下但本人从未使用、收益的,或者钥匙、产权证均未交付的,可以主张控制未转移,既遂不成立。这一主张与计额时点同一,属于一个争点的两面。

第三,核清同一时点上的多个价格。收受时这一时点上,可能同时存在行贿人购买价、当地市场价、价格认定结论三个数。第十二条第三款只对“按授意购买”的情形规定按实际支付金额,非按授意购买的,可以主张以当时市场价而非行贿人支付价认定;反过来,行贿人以明显高于市场价购入再赠送的,溢价部分不应计入受贿数额。

第四,把升值部分从数额中剥离,并算清档位。设例:收受时价值250万元,案发时320万元。按收受时计额,处于二十万元至三百万元的“数额巨大”档;按案发时计额,跨入三百万元以上的“数额特别巨大”档,法定刑从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跃至十年以上。一字之差,十年起落。这类案件应当把评估基准日作为独立辩点提出,要求就收受时点单独出具价格意见。

第五,贬值时不作选择性主张。承认规则统一适用,转向追缴与量刑两个替代路径:主张追缴以实际所得为限,反对就市场性减损等值补足;同时主张贬值事实反映社会危害性已经降低。

第六,区分承诺额与计额基数。第十一条第二款对未实际获利的情形规定按案发时溢价认定,而不是按承诺收益认定。约定“保证收益若干”但案发时尚未变现的,计额基数是溢价,不是承诺额;两者的差额部分,至多作为未遂或者量刑情节处理。

第七,多次收受逐笔计时点。2016年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累计的前提是逐笔认定,不能以最后一次收受时点统一折算全部财物。跨年度、跨币种、跨价格周期的案件,逐笔核时点是最费工也最有效的做法。

第八,罚金与数额联动。2016年解释第十九条按宣告刑档位与犯罪数额确定罚金幅度,数额下调往往同时带来罚金下调,辩护意见应当把两者一并提出。

七、结语

第十一条第一句的作用,是把受贿数额从办案时拉回行为时。它没有解决全部问题:价格类型的选择、例外的边界、外币的折算,都还空着。但它确立了一个可检验的标准——把数额锚在行为人当时认识到的那一笔上,升值部分交给追缴,例外情形交给明文。

对辩方而言,这意味着争点的重心从“值多少钱”前移到“什么时候”。时点站得住,数额往往跟着站得住;时点站不住,再精细的鉴定意见也只是在别人的时间轴上讨价还价。

主要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第八十九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
  5.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检例第250号、第251号)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年12月9日《收受商铺并约定返租给行贿人怎样确定受贿数额》
  7.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8月19日陈马良受贿案(公开报道)

免责声明:本文依据公开的规范性文件与公开案例写作,仅供研究参考,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个案处理应结合在案证据、收受时点与最新规范单独判断。

王俣良律师 · 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
202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