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分罚没财物的罪名选择与数额门槛
——王俣良律师解析《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十九条
王俣良律师 · 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
摘要: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二款把私分罚没财物罪的主体限定为司法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而罚没财物的执收主体远宽于此。2026年5月1日施行的《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十九条,把两类机关以外的单位私分罚没财物的行为导向滥用职权罪,并把少数人隐瞒私分的情形留给贪污罪。本文认为,第十九条不是新设罪名,而是对第三百九十七条既有路径的写实;其真正后果是入罪门槛由二十万元改为三十万元、证明对象由数额改为损失,量刑风险则由罚金转移到徇私舞弊档。文末列出七项辩护抓手。
关键词:私分罚没财物;滥用职权;罚没财物;重大损失;贪污贿赂解释(二)
一、问题的提出
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有两款。第一款规制私分国有资产,主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第二款规制私分罚没财物,主体只有司法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两款的财物对象不同,主体范围也不同,这一差别在1997年刑法施行后制造了一个持续存在的处罚缺口。
缺口是这样形成的。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要求,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以及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财政部《罚没财物管理办法》第三条进一步把“执法机关”界定为各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事业单位和组织。能够取得罚没财物的单位,因此远不止司法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两类。这些单位私分应上缴国库的款项,既不符合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二款的主体,也难以套用第一款,因为罚没财物在收缴之时即已成为政府非税收入,不是该单位占有、使用、处分的国有资产。
实务对此的处理并不统一,私分国有资产罪与滥用职权罪都出现过。2026年4月10日公布、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下称《解释(二)》)第十九条,正是针对这一状况作出的回应。
由此产生两个需要回答的问题。第一,第十九条是创设了新的定罪路径,还是对第三百九十七条既有适用的确认,这决定它在时间效力上如何处理。第二,条文把私分罚没财物接入滥用职权罪的框架后,入罪门槛、证明对象与量刑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后一个问题更要紧:第十九条表面上只是把行为从贪污贿赂罪章挪到渎职罪章,实际后果并不都是轻的。
二、条文结构与主体错位
(一)第三百九十六条的两款,指向两种不同的财物
第一款的对象是“国有资产”,第二款的对象是“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国有资产是该单位依法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国有财产,所有权归国家而支配权在单位;罚没财物则是执法机关依法作出处罚、没收、追缴决定或者依据生效裁判取得的财物,取得之时便负有全额上缴国库的义务,单位只是过手的通道。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四条之所以同时禁止“截留”与“私分”,正是因为两者都侵夺了本应进入国库的收入。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数额较大”,《解释(二)》第七条定为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私分特定款物的为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私分罚没财物罪没有独立数额规定,通过第二款末句“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间接适用,故同为二十万元。
(二)罚没财物的执收主体,远宽于刑罚主体
《罚没财物管理办法》第三条把执法机关界定为各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事业单位和组织。这一范围比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二款宽出三类:本身不行使处罚权但因没收追缴而持有罚没财物的行政机关,监察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事业单位与组织。刑法对这三类主体又没有专门的罪名,形成“有罚没财物、无对应罪名”的错位。
(三)第十九条的定位:写实而非新设
《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以外的单位违反国家规定,将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但具有本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本文认为,这一条属于注意规定,而非创设性规范,理由是第三百九十七条本就可以独立涵盖该行为。其一,主体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2002年12月28日)已把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纳入渎职罪主体。其二,行为上,违反国家规定截留、私分应上缴国库的款项,属于超越职权、违法处理公务。其三,结果上,本应进入国库的资金流失,属于公共财产损失。
三项要件在第十九条出台之前即已齐备,条文所做的是把这条路径写明,消除实务中“无罪名可套”的犹豫。这一判断有两点意义:既然不是新设罪名,就不发生新罪名能否溯及的问题;同时,第十九条也不能用来扩张第三百九十七条的构成要件,尤其是不能用来降低“重大损失”的门槛。
三、第十九条的三层构造
(一)主体:两类机关“以外”的三类单位
“以外”是排除式表述,其边界取决于“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如何界定。本文认为应作功能理解,即以是否依法行使司法权或者行政处罚权为准,而不以机构名称为准。
公安机关属于这里的两类机关。它既是刑事侦查机关,也是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的处罚实施机关。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2019年11月判决的谢某私分罚没财物案即持此立场:枞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城区责任区刑警队将未上缴财政账户的罚没款等共计149万余元设立“小金库”,时任队长谢某决定从中支出250204元,以加班费、绩效考核费、节假日值班费等名目发放,本人分得28180元。公诉机关原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起诉,法院变更罪名为私分罚没财物罪,理由是案涉款项的性质与来源在公安机关收缴时已经确定。
乡镇人民政府与街道办事处则处在灰区。二者是行政机关,但传统上不被称作“行政执法机关”;承接行政处罚权之后,其地位已接近执法机关。认定为行政执法机关,适用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二款,门槛二十万元;认定为“以外”的单位,适用第十九条,须满足“重大损失”,门槛三十万元。同一笔二十五万元,两种认定得出相反结论。
(二)行为: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
三个要件须同时具备。
“违反国家规定”,依刑法第九十六条,指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行政处罚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是最直接的依据。《罚没财物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全额上缴国库”的规定可以补强,但该办法属部门规章,单独不足以充当第九十六条的“国家规定”。
“以单位名义”,指私分的决定由单位作出、以单位分配的名义实施。若由个别人员私下截留分赃,不经过单位决策程序,不属于“集体私分”,应按贪污罪或者职务侵占罪审查;若同时存在越权执法致国家财产损失,则可能落入滥用职权罪。
“集体私分给个人”,指分配范围及于单位多数人员,而非限于少数人。范围是区分第十九条前段与但书的关键。
(三)后果:罪名转换与第十八条第一款的准用
第十九条前段导向滥用职权罪,但书导向贪污罪。但书准用的是《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一款:“私分国有资产虽经集体研究,但私分范围仅限于单位领导和管理层人员,且对单位其他人员隐瞒实情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转换的实质理由在于,分配范围收缩至领导层并对其他人隐瞒时,“集体私分”所要求的单位意志与公开性均已丧失,行为蜕变为少数人共同侵占公共财物。反过来,若分配方案经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会议讨论、在单位内部公示、按统一标准发放,则不属于“隐瞒实情”,不能转为贪污罪。
准用的直接后果是法定刑的跳升。贪污罪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处三年以下,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滥用职权罪的最高档为七年。同一笔款项,全员分配与领导层私下分配,量刑可能相差数年。
四、四种罪名的界分
同类行为在实务中出现的罪名,可以归入下表。
| 情形 | 主体 | 财物 | 罪名 | 数额或损失门槛 |
|---|---|---|---|---|
| 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集体私分罚没财物 | 适格 | 罚没财物 | 私分罚没财物罪(刑法396条第2款) | 二十万元 |
| 上述机关以外的单位集体私分罚没财物 | 不适格 | 罚没财物 | 滥用职权罪(刑法397条) | 损失三十万元 |
| 任何单位私分国有资产 | 适格 | 国有资产 | 私分国有资产罪(刑法396条第1款) | 二十万元,特定款物十万元 |
| 分配限于领导层并对其他人隐瞒 | 不限 | 不限 | 贪污罪(刑法382、383条) | 三万元 |
(一)为何不是私分国有资产罪
关键在于财物性质。罚没财物在收缴时即成为政府非税收入,依《罚没财物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全额上缴国库,单位对其不享有支配权,因而不属于该单位的国有资产。铜陵案变更罪名的意义不止于罪名选择,更在于确认了“罚没财物不是国有资产”这一前提,从而使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对“以外”单位同样不能适用。
(二)为何不是贪污罪
除非具备第十八条第一款的情形。区别的落点是分配的公开性与范围,而不是行为人是否从中分得财物。
(三)为何落到滥用职权罪
因为这是罪刑法定约束下唯一可用的通道。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二款的主体是构成要件要素,不能类推适用于其他单位;第一款的对象不符;贪污罪要求非法占有目的与共同侵占的结构,与集体私分的单位意志不符。剩下的只有第三百九十七条。
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2011年10月判决的蒋某案可以说明这条通道的宽度:交通协管员越权查处违章车辆,少收罚款不开收据,事后将违法收取的罚款私分,个人分得二十余万元,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定罪。该案既不具备依法罚没的财物属性,也不是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但越权执法致国家财产损失这一核心事实,仍落在第三百九十七条之内。
五、数额门槛与“重大损失”的错位
(一)二十万元与三十万元
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以“数额较大”为构成要件,《解释(二)》第七条定为二十万元;第三百九十七条以“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2〕18号)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定为造成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
于是出现一个结构性缺口:私分罚没财物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十万元的,适格主体构成私分罚没财物罪,不适格主体则不满足滥用职权罪的损失门槛。同一笔二十五万元,公安机关私分构成犯罪,授权事业单位私分可能不构成犯罪。这与《解释(二)》第二条因主体双轨造成的对合缺口属同一类型,辩方可以直接援用。
法释〔2012〕18号第一条第一款还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与“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两项,控方可能据此补位。本文认为,恶劣社会影响须有独立证据支撑,不能以私分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倒推,否则兜底项将架空三十万元的门槛。
(二)损失的计算:立案时点与扣减
法释〔2012〕18号第八条把“经济损失”界定为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的财产损失,并规定立案后由犯罪分子及其亲友、司法机关或者所在单位挽回的损失不予扣减,但可以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这条规则划出一条清晰的时间线:立案前已经补缴国库的部分,不属于“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的损失”,应当扣除;立案后退出、追缴的部分,不扣减,只影响量刑。铜陵案中“案发后上述违规发放款项全部退出,并上缴财政账户”,即属立案后挽回。辩护上的用法是把工作重心前移——立案前完成补缴,直接减少数额乃至影响罪与非罪;立案后再退,只是量刑情节。
(三)被忽略的不利面:徇私舞弊档
第三百九十七条有两款。第一款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第三百九十六条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并处罚金。两者在第一款层面相当,但一旦认定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罪的法定刑升至五年以下、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明显重于私分罚没财物罪。而单位为本单位人员谋利是否属于“徇私”,实务存在分歧:一种意见限于个人私利与亲友私情,另一种意见认为为本单位人员违规谋利同样具有“私”的属性。
这一分歧是第十九条真正的风险所在。条文把行为导向渎职罪章,看似从贪污贿赂罪中“降格”,实则把量刑上限从七年抬到十年,并增加了徇私舞弊这一加重认定的入口;唯一的财产刑优势是取消了罚金。罪名转换因此不能一概视为有利。
六、辩护空间
(一)先争主体,再争罪名
主体认定决定适用哪一条,是第一顺位争点。单位属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的,走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二款,门槛二十万元;属于“以外”的,走第十九条,须证明三十万元损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机构、开发区管委会下属执法单位、法律法规授权组织,都存在认定空间。辩方应调取该单位的三定方案、执法主体资格公告与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查明其是否在法定授权或者委托范围内以自己名义实施处罚。
(二)财物性质须逐笔证明
控方须逐笔证明款项来源于依法作出的处罚、没收、追缴决定或者生效裁判。账外资金中混有经营收入、上级拨款、社会捐赠、暂扣款的,相应部分应当剔除。《罚没财物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把扣押的涉案财物、纪检机构收缴的违纪所得、合同违约金、赔偿款等列为“参照罚没财物管理”,用的是“参照”,属管理口径而非性质认定,不能据此纳入刑法上的罚没财物。
(三)打掉“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
若分配由个人决定、未履行单位决策程序、范围限于少数经办人,行为不符合第十九条的构造,应转向贪污罪或者职务侵占罪的审查。反之,若控方以贪污罪起诉,辩方应举证分配经集体研究、在单位内部公开、按统一标准发放,争取回到私分型评价。两个方向须先比较哪种定性对被告更有利: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且无加重情节的,贪污罪的法定刑反而低于滥用职权罪的实害档。
(四)用三十万元门槛争无罪
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十万元区间,且无“恶劣社会影响”独立证据的,主张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并可同时援引刑法第十三条但书;已作政务处分、追缴到位的,不宜再动刑罚。
(五)排除徇私舞弊
这是量刑辩护的主战场。辩方应主张:私分决定经集体研究,目的在于解决本单位人员待遇,行为人未获取超出其他人员的利益,不具备“徇私”所要求的为个人或者亲友谋取私利的主观内容;一审认定徇私舞弊的,应审查有无个人获利、人情请托或者其他私情因素的证据。
(六)区分总额与个人分得额
私分型犯罪按集体私分的总额计算,不按个人分得额计算,这与贪污共犯不同。对“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主张按其决策权限、经手范围、实际作用评价。铜陵案中谢某个人分得28180元而认定数额为250204元,即为总额计算的例证。同时应审查总额中是否含补发欠发工资、法定加班费等本应支付的部分。
(七)跨法适用与追诉时效
行为跨越2026年5月1日的,数额标准的适用应依从旧兼从轻。旧立案标准的起点低于现行二十万元,故二十万元以下的行为存在出罪空间。追诉期限依行为时对应的法定最高刑确定:私分罚没财物罪与滥用职权罪第一款的法定最高刑均为七年,追诉期限十年;认定徇私舞弊且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最高刑十年,追诉期限十五年。
七、结语
第十九条处理的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被主体限定遮蔽了二十余年的旧问题。它把“以外”单位的私分行为接入滥用职权罪,代价是入罪门槛由二十万元升至三十万元,同时把“徇私舞弊”这扇加重的门一并打开。对辩方而言,真正的机会不在条文之后,而在条文之前的两个事实:这个单位究竟是不是“行政执法机关”,这笔钱究竟是不是“罚没财物”。事实定住了,罪名和门槛才定得住。
主要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第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2〕18号)第一条、第五条、第八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七十四条
- 《罚没财物管理办法》(财税〔2020〕54号)第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2002年12月28日)
-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谢某私分罚没财物案(2019年11月宣判,据中国法院网公开报道)
-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蒋某滥用职权案(2011年10月宣判,据中国法院网公开报道)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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