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补充侦查与虚假诉讼监督的适用边界
——王俣良律师解析“两高”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之四

王俣良律师 · 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

摘要:以虚假诉讼为手段套取财政资金的案件,刑事指控的成立以民事判决被撤销为前提,因而呈现“先民后刑”的特殊次序。“两高”2026年11月发布的典型案例之四(梁某某贪污、受贿案)中,检察机关在辩护人提出无罪辩解后自行补充侦查,查明民事判决所依据的补偿单据系伪造,再以再审检察建议撤销原判,最后以贪污罪提起公诉。本文认为,自行补充侦查是退回补充调查的例外,受对象、范围、程序三重限定;民事监督不是刑事追诉的附随动作,而是构成要件事实的前置证明;共同贪污的数额以总额计算,个人所得仅影响量刑。

关键词:自行补充侦查;虚假诉讼监督;共同贪污;再审检察建议;贪污数额

一、问题的提出

职务犯罪案件由监察机关调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角色通常被理解为“审查”而非“取证”:需要补充核实的,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是原则,自行补充侦查是例外。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把例外写成六个字——“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却没有回答什么算“必要”,也没有回答自行取得的证据在法庭上处于什么地位。

另一条线索来自民事程序。以虚假诉讼为手段侵吞公共财物的案件,取财外观由一份生效民事判决背书。刑事指控要成立,必须先否定这份判决;而否定判决效力属于民事检察监督的职权。于是一个次序问题浮现:此类案件的刑事定罪,实际上以民事监督的成功为前提。

“两高”2026年11月2日印发的六件典型案例中,案例四梁某某贪污、受贿案同时触及这两条线索:检察机关在辩护人提出“拆迁款系合法取得”后自行补充侦查,查明民事判决所依据的补偿费用确认单系伪造,再以再审检察建议撤销原判,最后以贪污罪提起公诉。本文讨论三个问题:“必要性”如何审查;民事监督与刑事指控的依赖对辩护时点有何影响;仅分得部分款项时贪污数额如何计算。

二、基本案情与裁判要旨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梁某某,某县某街道原党工委书记。

2013年7月,某街道办事处与某置业有限公司签订旧城改造拆迁合作协议,约定所有拆迁补偿费用均由置业公司承担,时任街道办副主任的梁某某负责该项目。置业公司支付了部分拆迁款,项目因故搁置。2016年3月,梁某某任街道办主任,继续负责该项目。

其间,梁某某与韩某某分别以他人名义出资入股某房地产有限公司,成为股东。2016年7月,置业公司将项目权利义务打包转让给该房地产公司。梁、韩二人商议,通过街道办重复支出置业公司已支付的拆迁款套取政府资金,并向公司其他股东隐瞒。

此后,梁某某在街道办党政班子会议上提议将项目转让给该房地产公司,并提出由街道办支出置业公司尚未支付的拆迁款,会议同意。二人隐瞒置业公司已支付部分拆迁款的事实,并虚构其中27家拆迁户尚未支付,伪造公司支付拆迁款的单据交给街道办。2016年10月,街道办依虚假单据计算出应支付263万元。梁某某授意韩某某以公司名义起诉街道办,法院判决支付263万元。公司收款后,梁某某分得50万元。梁某某另有受贿事实,从略。

(二)处理经过

2024年8月23日,新蔡县监察委员会以梁某某涉嫌贪污罪、受贿罪移送起诉。针对辩护人提出拆迁款系合法取得、不构成犯罪的意见,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共同研判后开展自行补充侦查,查明民事判决所依据的被拆迁人员补偿费用确认单系梁、韩伪造,该部分补偿款实际已由置业公司支付,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尚未支付的拆迁款”。

民事方面,检察机关发现原案存在原被告代理律师同所、庭审无对抗性等异常情形,结合刑事证据确认系虚假诉讼,提出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法院再审撤销原判决,驳回公司诉讼请求。此外,检察机关就律师行业监管漏洞向县司法局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2024年9月29日提起公诉。

(三)裁判结果与要旨

2025年5月28日,新蔡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梁某某系共同贪污主犯,自动投案、如实供述构成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赃;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决定执行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万元。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案例的典型意义有三:自行补充侦查以“证据不够确实充分、需要进一步补证”“自行更为便利、更有效率、更有利于查清事实”“与监察机关充分沟通一致”为条件;对虚假诉讼取得的生效裁判可通过再审检察建议监督纠正,审查起诉部门发现线索应移送民事检察部门;检察建议可用于督促行业治理。

三、自行补充侦查的规范构造

(一)规范定位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依照本法和监察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三处值得注意。

一是用语。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条文用“补充核实”,而非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所用的“补充侦查”(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差别反映权属差别:职务犯罪的调查权在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的介入限于核实。

二是顺位与期限。“应当退回”在前,“必要时可以自行”在后,原则与例外的关系不能倒置。两条路径的差别可以列表如下。

事项 退回补充调查 自行补充侦查
规范地位 原则,“应当退回” 例外,“必要时可以”
期限 移送起诉后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规则》第三百四十六条) 须在原审查起诉期限内完成(第三百四十八条)
适用情形 需突破言词证据、采取调查措施,或涉及影响追诉的遗漏事实 第三百四十四条三类,简单核实即可完成
证据处理 随案移送 入卷并抄送监察机关(第三百四十四条第二款)

本案8月23日移送、9月29日起诉,前后37日,其中包含补侦、民事监督沟通与审查起诉的全部工作。退回在期限上本更宽裕,检察机关仍选择自行,效率考量显然在其中起作用。这提示一个可追问的方向:期限压力下完成的补证,是否达到“确实、充分”。

(二)三重限定

《规则》第三百四十四条把“必要时”具体化为三类情形:言词证据主要情节一致而个别情节不一致;物证、书证需要补充鉴定;其他由人民检察院查证更为便利、更有效率、更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第二款要求补侦完毕后证据入卷并抄送监察机关。

本案落入第三类。被核实对象是补偿费用确认单的真实性,调取原件、比对签章、询问经办人即可查明,不需采取强制措施与调查手段。但即便落入第三类,仍受三层限定。

其一,对象限定。补侦只能针对已移送的事实与证据补强,不能借机拓展新的犯罪事实。发现遗漏罪行或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的,依第三百四十九条应移送线索或退回补充调查。调查权在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不宜以“补充”之名行“调查”之实。

其二,范围限定。三类情形的共同特征是“简单核实即可完成”。需要留置、查封、扣押、技术调查,或需要突破言词证据的,均超出射程。典型意义用“更为便利、更有效率、更有利于查清”三个“更”字,是比较判断,须以“退回同样可行”为比较前提。

其三,程序限定。典型意义写明“在与监察机关充分沟通一致后”,第三百四十四条第二款的入卷与抄送要求,正是这一沟通的书面留痕。

(三)证据能力

自行补充侦查取得的证据与监察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在法庭上并无高下之分。但取证主体变更带来两个问题。

一是合法性审查。检察机关讯问应当遵守关于地点、时间、录音录像的规定,调取书证应当制作提取笔录、注明来源与保管链条。以“核实”为名讯问而未告知权利、未制作规范笔录的,辩方可主张取证违法。

二是辩方知悉权。既然规则要求入卷,辩护人即有权依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查阅、摘抄、复制。实务中把补侦材料单独成卷而不并入主卷的做法,客观上限制了阅卷范围,可以要求并卷。

另有一处值得注意:补侦的启动动因是辩护人的无罪辩解。控方以补证回应该辩解,符合对抗结构;对辩方而言则提示,提出辩解之后须为辩点预留退路。

四、虚假诉讼的民事监督与刑事指控的依赖关系

(一)先民后刑

本案贪污罪的构造是:虚构债务,使街道办在无合同义务的情况下支付263万元。这一构造取决于一个前置事实——街道办对该款是否负有支付义务。而该义务恰由一份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判决撤销之前,支付在形式上是履行生效裁判,取得因此具有“合法依据”的外观,辩护人的辩解依据正在此处。

所以刑事指控必须先行否定民事判决。这不是“先刑后民”与“先民后刑”的抽象选择,而是构成要件对前置事实的依赖:不撤销判决,“骗取”难以证成;不认定单据伪造,“虚构事实”难以证成。

本案次序正是如此:先补侦查明伪造,再以再审检察建议撤销原判,最后起诉。三环之间存在严格依赖,任一断裂,结论动摇。对同类案件的普遍意义是:当公共财物的支付披着生效裁判的外衣,刑事辩护的第一个战场不在刑事程序之内。

(二)再审检察建议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发现有第二百零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

就虚假诉讼,《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第十八条明确,发现生效裁判系当事人通过虚假诉讼获得的,应当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该条援引的第二百零八条,对应现行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是本案落点。

程序上三点:再审检察建议一般应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关于规范办理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法院应组成合议庭,三个月内审查完毕(同意见第七条);它是同级监督,与“上抗下”不同,不当然引起再审。

(三)线索与证据之别

本案认定虚假诉讼,除刑事证据外,还援引原被告代理律师同所、庭审无对抗性等情形。两类材料的证明力须分开看。

同一律所代理双方,违反《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五十条第五项,依《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可对律所处罚;但最高人民法院在(2013)民一终字第149号等案中认为,法律与司法解释并未禁止同所律师分别代理原被告,该情形虽有不当,不构成违反法定程序,亦非再审法定事由。庭审无对抗性同理,只是经验上的怀疑根据。

“异常情形”的作用是提示查证,而非直接证明虚假诉讼。支撑结论的仍是单据伪造、款项已由置业公司支付这两项实体证据。这一区分双向适用:辩方仅以代理关系异常主张原判虚假,不足以动摇裁判;控方仅有异常情形而无实体证据,指控同样不能成立。

五、共同贪污的认定与数额计算

(一)罪名界分

套取财政资金可能触及贪污、诈骗、滥用职权三罪。

与诈骗罪的区别在主体与手段。梁某某系刑法第九十三条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的是主持项目、提议支出、审核拨付的职务便利,而非单纯欺骗。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把“骗取”列为贪污的行为方式,故不另定诈骗。

与滥用职权罪(第三百九十七条)的区别在占有目的。该罪不要求占有财物;本案263万元由公司取得、梁某某分得50万元,占有目的明确。这与《贪污贿赂解释(二)》第二十条“不以个人占有为目的”的反向表述正好对应:有占有目的而自行取财,走贪污;无占有目的而用公共财物行贿,才走行贿与渎职并罚。

(二)“向其他股东隐瞒”的意义

某房地产公司是梁、韩以他人名义入股的公司,除二人外还有其他股东。若套取的资金入公司后按股权比例由全体股东分享,行为性质可能被解释为公司获利,牵出单位行为与个人行为的界分。正因二人隐瞒,263万元的取得与使用始终在共谋范围内,公司只是通道而非受益主体。

这与案例一中“亲属公司获利是否即为本人获利”同构:法人财产独立是常态,穿透需要证据。本案的证据就是“隐瞒”——其他股东不知情,即未参与共谋,也未分享利益。

(三)数额

梁、韩共同套取263万元,梁分得50万元。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责任范围依第二十六条确定,主犯按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故共同贪污中各共犯对总额负责,个人所得仅为量刑情节。这是实务通说,本案亦按此处理。

263万元属“数额巨大”(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判三年六个月已接近该档下限,是自首、认罪认罚、退赃叠加的结果。

263万元的构成须分辨:一是置业公司已付、街道办重复支付的部分,二是虚构27户的部分。二者在公共财产损失上无差别——协议约定全部费用由置业公司承担,街道办本无支付义务,故整体均属损失。但证据结构不同:前者须证已付及金额,后者须证27户未获支付。逐笔核对,是数额辩护的入口。

六、同类案件的辩护空间

(一)“必要性”审查

从四处入手:是否属第三百四十四条列举的三类情形;是否超出补充核实范围而转向新的犯罪事实;是否履行沟通与抄送程序;是否在审查起诉期限内完成。凡有超出,可主张相应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或降低其证明力。

(二)取证程序

缺少同步录音录像、提取笔录、来源说明的,可依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主张排除;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排除。

(三)民事程序的前置对抗

刑事定罪依赖民事判决被撤销,辩护重心应前移:在检察监督阶段提交书面意见;在法院审查再审检察建议的三个月内推动维持原判;必要时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维权。判决维持,刑事指控的事实基础即瓦解。

(四)“骗取”与“违规决策”的界分

党政班子会议同意支出,不能阻却犯罪——提议内容是“支出尚未支付的拆迁款”,隐瞒了已付部分与虚构27户,决议建立在虚假前提之上。但该情节可削弱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若行为人认为支出有合同依据、只是程序违规,可能落入滥用职权。成功率不高,在量刑压力大的案件中值得一试。

(五)损失范围

重复支付与虚构部分应分别举证。置业公司是否已付、金额多少、27户是否存在,须逐项对应,不能证明的应予剔除。

(六)总额与个人所得

总额说之下个人所得只影响量刑,但若部分款项仍留在公司账户、由不知情股东按比例享有,可主张该部分未由被告人实际控制,请求量刑时区分或主张未遂。本案其余213万元的去向,公开文本未详,正是可争之处。

(七)罪数与退步风险

以虚假诉讼套取公共财物,同时触犯贪污罪与虚假诉讼罪(第三百零七条之一),本案从一重处断。对辩护而言这是策略风险:主张不构成贪污,可能换来虚假诉讼罪的认定。该罪最高七年,重于贪污数额较大档的三年以下,轻于数额巨大档的十年以下。是否作无罪辩解,须结合档位权衡。

(八)自首的固定

监察机关已立案调查的案件,自动投案的窗口很窄,通常指在掌握主要事实之前主动到案。本案自首对量刑是决定性的。到案方式与首次供述的完整性,应在调查阶段固定。

(九)追缴对象

263万元已由公司取得,公司系案外法人。《贪污贿赂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赃款由第三人代为持有、保管的,向第三人追缴。追缴对象直接影响退赔范围:已向公司追缴的,被告人不应就同一笔款项重复退赔。

七、结语

本案的价值不在结论新颖,而在程序链条完整:补侦补强事实,民事监督清除裁判障碍,检察建议延伸至行业治理,三个动作各有依据又彼此衔接。对辩护的提示有二:程序性权力一旦启动,射程须逐项检验;实体定性一旦依赖前置裁判,战场就应提前布置。

主要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零七条之一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五条
  3.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三百四十四条、第三百四十六条、第三百四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九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五条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
  6.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
  7.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2021年3月10日施行)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
  8.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规范办理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第七条
  9. 《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五十条;《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1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案例四(梁某某贪污、受贿案),2026年11月2日印发

免责声明

本文依据公开的典型案例文本与现行规范撰写,仅供法律研究与实务参考,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个案处理应结合在案证据与最新规范另行判断。

王俣良律师 · 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
202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