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配售股预期收益型受贿的认定与数额计算
——王俣良律师解析“两高”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之二

王俣良律师 · 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

摘要：战略配售是科创板以锁定期换取优先获配的制度安排，其收益兼具打新溢价与锁定期内价格变动两个来源。“两高”2026年11月发布的典型案例之二（吾某某受贿案）首次确认，具有高升值可能性的战略配售股预期收益属于刑法上的财物，受贿数额按实际获利认定。本文以该案为中心，讨论预期收益的财物属性、制度违反与权钱交易的证明关系、实际获利规则与原始股案的衔接，以及出资、交易成本、资金成本的扣除边界与既遂时点，并提出可供操作的辩护路径。关键词：战略配售股；预期收益；受贿数额；实际获利；权钱交易

一、问题的提出

2026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六件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案例二吾某某受贿案的关键词是“战略配售股”“预期收益”“实际获利”。这是官方文本第一次把战略配售股的预期收益作为受贿对象加以确认，也使一类此前只在个别判决中出现、少有规范表述的交易形态进入实务视野。

战略配售并非普通的打新。依《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规则，首次公开发行可以向战略投资者配售，战略投资者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并承诺持有不少于十二个月；作为对价，其无需参与网上申购与摇号，股份在发行环节即被提前锁定。对获配者而言，发行价与上市后市价之间的差额，在上市之初即已大体确定。制度本意是让长期资金以锁定换取确定的获配机会，而不是让特定个人以无风险的方式取得溢价。

由此产生三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其一，战略配售股的预期收益是否属于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所说的“财物”，若是，其依据是《贪污贿赂解释》第十二条的哪一类财产性利益。其二，预期收益的成立以“高升值可能性”为前提，这一判断应以购买时的信息为准，还是可以以上市后的实际涨幅反推；若可以反推，结果责任就取代了主观归责。其三，数额按实际获利认定已无争议，但“实际获利”是否只扣除出资，交易成本与资金成本应否扣除，代持且处于锁定期的股票在案发时如何计算既遂，规范均未言明。

本文以案例二为分析对象，依次讨论认定构造、数额规则与辩护空间。

二、基本案情与裁判要旨

被告人吾某某，男，某市某区委原常委、区政府原党组副书记、副区长。2000年至2023年，吾某某利用上述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招商引资、项目审批、土地收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89万元。

其中一笔即本文讨论的战略配售股。2015年至2020年，吾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某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招商引资、项目审批及推进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6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邵某某为感谢并继续获得帮助，向吾某某提出待公司满足上市条件后给其入股机会，吾某某同意。在吾某某的关照下，该公司在辖区内快速发展。2021年11月，邵某某告知吾某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已经获批，证券、基金公司预估上市后股价至少翻倍，其愿将自己300万元战略配售股份额送给吾某某，同时承诺不会让其亏损。吾某某同意并向邵某某转账300万元购股款。2021年12月，该公司在科创板上市，邵某某为吾某某购入300万元战略配售股并代为持股。2023年1月，邵某某售出所持战略配售股后，将吾某某出资的300万元及对应获利367万元转至吾某某指定账户。

本案由浙江省衢州市监察委员会于2024年9月2日移送起诉，衢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指定衢江区人民检察院办理。检察机关围绕两点补证：一是补充2016年同意入股提议后为该公司谋利的书证，查明谋利行为与取得配售资格之间的关联；二是补充讯问，核实兑现利益的具体方式，明确以预期收益为贿赂对象的合意。2024年10月25日提起公诉。

2025年1月15日，衢江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吾某某犯受贿罪，数额以实际获利367万元计；吾某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系自首，自愿认罪认罚，退缴全部违法所得，依法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六十万元。宣判后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案例二的典型意义有两点。第一，升值可能性较高的战略配售股的预期收益，可以认定为受贿犯罪对象。其定价虽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相同，但发行对象特定，目的是使特定对象无需申购即可购得，具有提前锁定的性质；公司前景良好时，其价值更多体现在上市后的预期收益。第二，办案中应重点审查购买时是否具有高升值可能性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发展潜力较大的，上市后升值可能性较高；上市后股份价值确有大幅上涨的，一般可以认为具有高升值可能性。受贿数额以实际获利认定。

三、认定构造

（一）预期收益的财物属性：两步判断与一个易错点

《贪污贿赂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后者又分两类：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其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战略配售股的价值可以拆成三块：认购价对应的股份本身、上市后的市场溢价、锁定期内的价格变动。后两块合称预期收益。判断其是否属于财物，应分两步。第一步看可否折算为货币，股票有公开市价，可以折算。第二步看它落在第十二条的哪一类。预期收益的取得不需行为人支付对价，其取得股份支付的是认购价而非溢价，故属于“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不是“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

这一步区分直接决定数额的计算方法。若归入后一类，数额应按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计算，即以取得时的市价为准；若归入前一类，数额应按折算价值计算，即实际变现所得。案例二采后者，认定367万元。实践中主张按上市首日市值认定的，所援引的正是第十二条第二句，但该句只适用于需要支付货币的利益，于此属于错位。若行为人在上市后未及售出即案发，按市值折算便重新成为可选方案。

（二）三重违规：制度违反何以成为权钱交易的证据

战略配售是受严格管制的发行环节，规则对主体、资金与承诺三点设有明确限制。

主体方面，科创板规则列举的战略投资者为六类，包括与发行人经营业务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及其下属企业、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且封闭运作的战略配售基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及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前五类均为机构，自然人只有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时才可能适格。《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另将“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列为禁止配售对象。

资金与持有方面，规则要求战略投资者使用自有资金，不得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并应承诺其为本次配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承诺方面，规则明文禁止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上涨，或者承诺股价未上涨时由发行人购回或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对照本案，三处限制同时被突破。吾某某是区委常委、副区长，不是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不具备任何一类战略投资者的资格；300万元份额由邵某某送出并由邵某某代持，与自有资金、实际持有的要求正相反；“不会让你亏损”的承诺，恰是规则所禁止的经济补偿承诺。

三重违规的意义不在于行政违法的叠加，而在其共同指向：这笔交易的全部条件都不是市场给定的，而是请托人为输送利益而设定的。资格来自职权，份额来自请托人，风险由请托人兜底，行为人唯一付出的是300万元本金，而本金两年后原额返还。当交易的每个环节都由一方单方安排、另一方只负责接受时，所谓投资收益便不再具有市场属性。这也是本文主张把制度合规审查前置于数额计算的原因：三处均合规时，同一笔收益应首先推定为正常投资。

（三）主观认知：两个“知道”与一个合意

案例二把主观认知拆成两层：一是知道份额的来源，即知道自己本无资格，股份到手是因为职务行为；二是知道风险已被剥离，即知道请托人承诺不使其亏损。前者指向对价关系，后者指向利益的纯粹性。

合意的内容同样需要界定。双方约定的不是股票本身，而是股票上市后的预期收益。案例二用两组事实证明这一点：2016年邵某某提出的是“满足上市条件后给予入股机会”，2021年11月才具体化为“300万元份额”，并附预估翻倍、承诺不亏的说明。前者是概括的期待，后者是具体的标的。检察机关补充讯问核实兑现方式，目的即在于把合意从“给机会”推进到“给收益”。

这一时间结构在辩护上有两处用途。其一，追诉期限自2023年1月实际取得获利时起算，而非2016年达成概括约定时。其二，若卷内只有2016年的概括约定而无2021年的具体沟通，合意内容难以证明为预期收益，性质可能止于违规投资。

四、数额计算规则

（一）实际获利规则与三案对照

案例二的数额规则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以实际获利认定，即变现所得减去出资。这一规则并非首创。检例第251号孙某某受贿案已有相同表述：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上市后出售股票实际获利的，犯罪数额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计算时应当扣除受让股份时的出资数额。该案孙某某两次出资462万元、500.5万元受让原始股，禁售期满后出售，分别获利6411.42万元、1936.67万元，合计8348.09万元，法院即按此数额认定。

与检例第250号何某某案对照，可见扣与不扣的分界。何某某出资180万元认购股份，约定按22%收取固定收益、不参与经营、不承担风险，法院认定受贿数额为287.1万元，即其收取的全部收益。差异不在是否有出资，而在收益性质：250号的收益是按固定比例计算的孳息，与股份价值变动无关，本金始终是行为人的财产；251号与本案的收益是股份变现的增值，本金随售出返还，不扣出资即等于把行为人自己的钱算作贿赂。

据此可以整理出一张对照表：

表格的读法只有一句：有真实出资且收益随标的增值的，扣出资；无出资的，按获利全额或超出合理对价的部分计算。

（二）三种扣除的边界

出资之外的扣除，规范未置一词，分歧集中在三项。

交易成本最应扣除。战略配售并非免费取得，承销商要向获配投资者收取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卖出环节还有印花税与过户费。这些是取得和变现的必要成本，不从中减除，实际获利就被高估。案例二的判决未列明是否扣除，从367万元这一整数看，很可能未作细致核算。

资金成本争议最大。300万元被占用约十三个月，若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或者银行理财收益计算，约在十万元至二十万元之间。主张扣除的理由是这部分属自有资金的正常时间价值，与职权无关；反对的理由是该笔资金之所以能产生远超市场水平的回报，恰因职权介入，机会成本不应单独计价。检例251号只提扣除出资，未排除其他成本，规范上留有空间。

税费空间最小。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股息红利则视持股期限而定，本案持股超过一年，税负有限。

（三）既遂时点：三个候选与一处留白

本案有三个可能的时间点：2021年12月上市并代持、2022年12月锁定期届满、2023年1月实际售出并转账。案例二采第三个。前两个时点上，股票登记在邵某某名下且处于锁定期内不得转让，吾某某既未取得登记，也不能处分，仅享有请求给付的债权。

留白在于，若案发在锁定期内，数额如何计算。按案发时市值认定既遂，理由是该部分利益已确定并可折算，与收受未过户房产的处理相近；认定未遂，理由是行为人尚未实际控制，与案例五周某案中1500万元承诺奖金未实际取得被认定未遂的思路一致。本文倾向于区分情形：股票已登记在行为人或其指定账户名下的，可按市值认定既遂，但应扣锁定期的流动性折价；仍由请托人代持的，宜认定未遂，因代持关系随时可能因请托人反悔、被查封或公司退市而落空。

五、同类案件的辩护空间

其一是资格与合规的反向审查。先查行为人是否属于六类战略投资者，再查资金是否为自有、是否实际持有、有无保底安排。三处只要有一处站得住，定性即生疑。若股份由行为人自行申购、登记在自己名下、无补偿承诺，指控就只剩曾为请托人谋利这一事实，不足以证明对价关系。

其二是保底承诺的证据审查。承诺多为口头，须以通话记录、微信记录、第三人证言印证。若卷内只有行为人的供述而无请托人印证，或者请托人否认，则应坚持无保底、风险自担，按真实投资处理。

其三是高升值可能性不得以事后涨幅反推。案例二表述为上市后股份价值确有大幅上涨、一般可以认为具有高升值可能性，这是以结果推定前提。辩护应回到购买时可获得的信息：同期新股破发率、行业平均市盈率、公司财务指标、承销商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结论。若能证明当时市场普遍不看好，则事后的上涨属于市场波动，而非制度性折价。

其四是主观认知的分层。知道有份额、知道无风险、知道份额因职权而来，是三个不同层次。仅知道前两者，不足以证明对价关系；缺少对因职权而得的认识，可能只成立违纪。

其五是数额的三项扣除。佣金、印花税、过户费应逐笔核对，资金成本按同期利率主张，锁定期的流动性折价在按市值认定时单独提出。数额接近档位分界时，这一步的价值不在金额而在档位。本案367万元距数额特别巨大的300万元起点仅67万元，若系单笔案件，扣减足以改变法定刑幅度；本案总额689万元，单笔降档不改变全案档位，但仍是量刑依据。

其六是既遂与未遂的分立。锁定期内案发的，主张未遂或者按市值认定并扣折价；已售出但款项尚未到账的，主张以实际到账为准。

其七是合意确定时点与追诉期限。追诉期限自实际取得获利时起算。若指控将合意提前至2016年，应指出概括约定不等于具体标的，并据此审查相关谋利事实是否已过追诉期限。

其八是违纪与犯罪的界分。违反规定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在党纪与政务处分层面有独立评价。若行为人以市场价格、通过合规主体、自担风险取得股份，即便违反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也不当然构成受贿。

其九是追缴范围。300万元本金系行为人自有财产且已原额返还，不应列入追缴；股票尚未售出的，应追缴原物而非等值财产，避免按案发时虚高市值计算。已全额退缴的，应作为从宽情节单独主张。

六、结语

案例二的价值，不在于把一种新的交易形态纳入受贿，而在于把预期收益的入罪门槛落在确定性上：资格是确定的，份额是确定的，风险已被剥离是确定的，三者齐备，收益才成为对价。数额规则则趋于统一，实际获利扣除出资已成通例，争点正从扣不扣转向扣什么与何时既遂。至于违规与犯罪之间的距离，最终取决于风险由谁承担：风险留在行为人身上是投资，被请到请托人身上就是对价。

主要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二条、第十九条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第一条
4.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5.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第十七条至第二十条
6.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第六条至第八条、第十九条
7.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8.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2026年11月2日，案例二吾某某受贿案
9.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检例第250号何某某受贿案、检例第251号孙某某受贿案

本文为法律实务探讨，所引案例事实与裁判内容以“两高”公开发布的典型案例文本为据。案例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文分析不指向任何具体在办案件。个案情况差异较大，文中观点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如需咨询，请联系王俣良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