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名领薪与专设岗位型受贿的认定与数额计算
——王俣良律师解析“两高”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之三、之五

王俣良律师 · 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

摘要：2026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六件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案例三张某某受贿案与案例五周某受贿案，处理的是同一类行为：利益不以现金交付，而以薪酬、奖金、车辆的形式按月流入，并有劳动合同、董事会决议、纳税记录作外观。两案确立的规则可概括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到请托人公司挂名领薪的，以受贿论处；未实际工作或仅从事象征性工作的，数额以全部薪酬认定；专设岗位并支付畸高薪酬但有实际工作的，扣减合理薪酬后按差额认定。本文以两案为分析对象，讨论四项审查的证明结构、全额与差额的分界、扣减基准的选取，以及同类案件的辩护空间。关键词：挂名领薪；专设岗位；高额薪酬；差额认定；离职后收受财物

一、问题的提出

报酬型受贿的特点是不存在独立的“送钱”环节：利益以工资、奖金、补贴、配车的形式分期流入，且往往伴有任职文件、董事会决议、个人所得税申报记录。形式上是劳动报酬，实质上是职务行为的对价。办案难点因此不在“有没有拿到钱”，而在“这笔钱是劳动换来的，还是职务换来的”。

规范层面可用的条文并不多。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下称《意见》）第六条处理特定关系人挂名领薪，第十条规定离职后收受财物。两条都只回答“是不是受贿”，没有回答“数额怎么算”。实务因此长期并存两种做法：全部薪酬计入，或者扣除合理劳动对价后按差额认定。分界点在哪里，此前缺少统一表述，同类案件处理差异较大。

本批案例提供的答案是：定性与数额的评价对象并不相同。定性看岗位与薪酬是否因职务行为而生，数额看劳动对价几何。本文以此为线索，先还原两案的审查路径，再依次讨论认定构造、数额规则、相邻情形的界分，最后落到同类案件的辩护空间。

二、基本案情与裁判要旨

（一）案例三：离职后挂名与特定关系人挂名

被告人张某某，某银行（国有控股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2001年2月至2021年9月，张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协调贷款、业务拓展等方面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共计773万元。

2018年8月，张某某为某投资有限公司参股的公司获取1.5亿元贷款提供帮助。该公司董事局主席杜某某表示要当面感谢，张某某称自己即将离职、等离职后再说；杜某某随即提出待其离职后到公司董事局挂名领取薪酬，张某某同意。2018年11月，张某某离职后任该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兼非执行董事，2021年3月离职，共领取薪酬389万元；其间仅出席1次董事会，未参与其他工作。

2007年12月至2018年8月，张某某为某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在业务拓展、债券销售等方面提供帮助。2018年初，该公司董事长翁某某为表示感谢，在明知张某某之妻李某不符合任职条件的情况下，提出让李某到该公司控股的某基金管理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并领取薪酬，张某某同意。李某于2018年8月至2021年9月任职，领取薪酬40万元。其间未到过公司，仅视频参加3次董事会，会上几乎不发言，材料上仅签名不作审查，履职报告亦由翁某某安排下属代写。

2022年7月移送起诉。2023年8月11日，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罚金八十万元，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五年、罚金五十万元，决定执行十二年六个月、罚金一百三十万元。未上诉，已生效。

（二）案例五：专设岗位与畸高薪酬

被告人周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国有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1998年至2024年，周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公司经营、业务承揽、工作调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财物共计4478万元，其中1500万元案发前尚未实际取得。

2002年至2022年8月，周某为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在汽车经销业务、物流合作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6年7月至2022年8月，该集团法定代表人杨某某按照周某的提议，安排周的特定关系人范某某先后担任集团执行总裁、总裁，领取非正常薪酬及专属车辆一辆，共计价值1174万元，较同期同类型岗位人员最高薪酬高出815万元；另承诺以突出贡献奖励名义给予特别奖金1500万元，案发前未实际给付。周某对此知情。

2024年12月移送起诉。2025年12月4日，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罚金二百四十万元；认定其具有坦白情节，数额中有部分系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且认罪认罚、积极退缴违法所得。未上诉，已生效。

（三）要旨

两案要旨可归纳为四句。其一，本人或者安排特定关系人到请托人公司挂名领薪的，属于受贿；审查重点是是否实际从事工作，以及从事的是无需付出劳动的象征性工作还是具有实质付出的工作。其二，不实际工作而领取薪酬的，数额一般以全部薪酬认定，理由是此种薪酬的取得不具正当性。其三，专设岗位并支付畸高薪酬的，亦构成受贿；但有实际工作的，应扣减合理薪酬，按超出部分认定。其四，扣减标准可参照公司中岗位相同或者工作内容相当人员的最高薪酬确定。

三、认定构造：报酬型受贿的四项审查

（一）职务关联：对价基础

报酬型受贿的第一个要件仍是职务关联。两案时间线都呈“先谋利、后领薪”或两者并行的结构：张某某于2018年8月为请托人取得1.5亿元贷款提供帮助，同年11月即到该公司任职；周某在范某某入职前后均有为某汽车集团谋利的行为。薪酬与职务行为之间由此具有对应性。

这一要件的证明不能停留在“关系密切”，须落到具体的谋利事项、时间节点，以及请托人对该事项的知悉。案例三中，张某某“等离职后再说”的表示，把谋利与领薪串联成一条对价链条；案例五中，岗位系“按照周某的提议”增设，这一细节把设岗行为直接归属于周某的职务影响。

（二）劳动的真实性：三种形态

两案在这一点上形成对照。张某某之妻李某有正式任职文件、有董事会决议、有薪酬发放记录，却因未到岗、参会流于形式、履职报告由他人代写，被认定为挂名。范某某的岗位虽是专为输送利益而增设，但其工作内容与其他副总裁相当，被认定为有实际工作，从而进入差额计算的轨道。

可见劳动的真实性是事实判断，不看劳动合同是否齐备、任职程序是否合规。审查素材包括考勤记录、工位、办公系统权限、汇报关系、决策参与记录、署名文件的起草过程、同事证言、薪酬审批流程。案例三列举的四个细节——未到公司、视频参会三次、会上几乎不发言、材料仅签名不作审查——正是这组素材的具体化。

三种形态由此可分：完全未从事工作；仅从事象征性工作，付出与岗位职责明显不相称；实际付出劳动，工作内容与岗位相当。前两种按全额认定，第三种按差额认定。案例三的表述是“未在请托人公司工作或仅从事少量象征性工作，未付出实质性劳动”，把前两种并列，处理结果相同。

（三）薪酬的异常性

第三个要件是薪酬本身的异常。判断素材有四项：岗位是否为常设，是否为特定人临时增设；薪酬与同岗位、同工作内容人员相比是否明显偏高；发放的名义、周期与时间有无特殊安排；薪酬与劳务之间是否存在对价关系。

案例五的三处事实把异常性呈现得很清楚：六年多领取1174万元，较其他副总裁中收入最高者高出815万元；另设“突出贡献奖励”1500万元，集团其他人员均无此奖励；岗位系为特定人专门增设。三项叠加，薪酬的异常性无需另行论证。

（四）主观合意

报酬型受贿的合意内容，是“薪酬即对价”的认识。案例三中，杜某某提出挂名领薪、张某某同意，合意标的自始就是薪酬；翁某某明知李某不符合任职条件仍安排任职并发薪，张某某亦明知。案例五中，周某提议设岗、杨某某照办，周某对薪酬水平与特别奖金知情。

需要区分的是概括知情与具体知情。对薪酬数额、发放方式有明确认知的，合意成立无疑；仅有“会照顾一下”的模糊表示，则需结合数额、岗位、发放过程综合判断。这一点直接影响主观故意的认定，也是辩护入口之一。

四、数额规则：全额与差额的分界

（一）规范依据的两条腿

两案在规范适用上分工清晰。张某某本人离职后挂名领薪的389万元，适用《意见》第十条，即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约定离职后收受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其妻李某领取的40万元，适用第六条，即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薪酬的，以受贿论处。

这一分工实务中容易混淆：本人挂名套用第六条，会遗漏“约定”要件；特定关系人挂名套用第十条，会遗漏“特定关系人”的主体限定。两条并用而不混用，要件才不错位。尤须注意第十条的时点要求：约定须形成于离职之前。张某某离职前明确表示“等离职后再说”，请托人随即提出挂名领薪，约定成立；若约定形成于离职后，第十条即无从适用，须另寻依据。

（二）全额认定：欠缺对价基础

不实际工作而领取薪酬，全部薪酬欠缺正当权源，故整体计入。案例三对429万元（389万元与40万元之和）未作扣减。理由在合意标的：双方约定的就是“薪酬”这一整体，而非其中某一部分；既无劳动，也就没有可扣减的合理部分。

（三）差额认定：有对价基础

有实际工作的，劳动本身具有价值，只有超出合理对价的部分才构成贿赂。案例五以1174万元减去815万元，计入数额的薪酬部分为359万元（按判决披露数字推算）。扣减基准参照《意见》第一条第二款交易型受贿“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的规定精神，取同岗位或工作内容相当人员的最高薪酬。

此处有两点可争。其一，是参照而非适用。第一条第二款针对房屋、汽车等交易型受贿，本案属薪酬型，援引的是其“精神”而非条文本身，基准选取因而留有解释空间。其二，取“最高”而非“平均”，对被告人不利。薪酬体系离散度较大时，取最高值会压缩差额、抬高认定数额；辩方可主张取同岗位平均水平或中位数，并剔除行业溢价、地域差异与一次性奖励的影响。

（四）未实现部分：数额与既遂分离

案例五承诺的1500万元特别奖金案发前未给付，判决仍计入数额，同时认定“受贿数额中有部分系犯罪未遂”，比照既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处理区分了两个问题：数额是合意标的的总量，既遂是各笔实际控制的时点。

对辩方而言，未遂的认定比数额的扣减更具量刑价值；对控方而言，承诺一经作出即已着手，不能以“尚未收到”为由主张出罪。分期领取的薪酬，按各期实际领取分别计算既遂；离职后一次性结算的，以结算时点为既遂时点。

（五）存疑有利于被告人

薪酬体系不健全、发放标准混乱，无法将畸高部分与正常薪酬区分开的，不宜认定受贿数额，可依规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并由本人主动登记上交。这一口径与事实存疑作有利于被告认定的原理一致，是数额辩护的最后一道口子。企业薪酬档案缺失、岗位职责文本化程度低的情形并不少见，此点常被忽略。

五、相邻情形的界分

三类情形最易混淆。一是正常入职：有真实劳动、薪酬与岗位相当的，即便经国家工作人员介绍入职，也不构成受贿；违反任职回避或兼职规定的，按纪律处理。二是违规兼职取酬：未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仅领取报酬的，属违纪，界分点在于有无对价。三是干股分红：干股型受贿按转让时股份价值计算，红利按孳息处理；薪酬型受贿以薪酬流为对象，两者计价基础不同，不能相互套用。此外，民营企业中的同类行为依照《解释（二）》第八条参照本标准，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

六、同类案件的辩护空间

其一是主体。国有控股公司中的人员是否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所称“从事公务的人员”，须看其职责是否包含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是否受国有单位委派。纯粹市场化聘任、不承担国有资产监管职责的，可以争取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处理。两罪的法定刑与追诉标准差距明显，这一争点的实际价值通常高于数额之争。

其二是职务关联的切断。谋利单位与领薪单位是否同一、谋利事项与任职时间之间是否间隔过长、有无具体请托，都是可以质证的方向。薪酬系按公司统一制度发放、与具体谋利事项无对应关系的，应从对价链条中剔除。

其三是劳动真实性的反证。控方在案例三中使用的四个细节，辩方须逐项对应：是否确有到岗记录、参会次数与发言内容、署名文件的起草人、履职报告的形成过程。只要能够证明存在持续的、与岗位职责相称的工作投入，即可从全额轨道转入差额轨道。

其四是争取差额而非全额。这是本类案件中性价比最高的一步。以实际履职证据换取“有实际工作”的认定，数额往往下降过半。案例五的815万元扣减，正是这一路径的结果。

其五是扣减基准。主张以同岗位平均水平或者中位数替代“最高薪酬”，剔除行业溢价、地域差异、一次性奖励与股权激励的摊薄影响，跨年度任职的按年度分别折算。

其六是未实现部分。未发放的奖金、未兑现的股权、口头承诺而无书面记录的，主张未遂或者证据不足；已约定但附条件的，主张条件未成就。

其七是实物与税费。专属车辆应区分所有权与使用权：登记在公司名下、仅供任职期间使用的，属于财产性利益，应按使用期间的利益计算，不能按整车价值计入。薪酬则存在按应发额还是实发额认定的分歧，可参照《解释（二）》第十一条实际获利的精神，主张以实际到手数额为准。

其八是罪名竞合。谋利所依凭的不是本人职权，而是其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或者原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的，可主张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案例三中两类事实并存，须分列数额，避免混同。

其九是追缴范围。追缴应限于实际领取的薪酬，不及请托人代为缴纳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单位部分；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应在追缴中重复计算。

七、结语

两案把一类长期以劳动关系外观存在的行为，拆成了两个可以检验的问题：有没有劳动，劳动值多少钱。前者决定罪与非罪，后者决定数额。规范依据仍是2007年《意见》的两条旧文，但审查方法已经具体到考勤、会议记录与薪酬比对。对办案而言，这意味着劳动合同、任职文件、纳税记录不再是安全垫；对辩护而言，这意味着争点从“是否受贿”转向“合理对价几何”，而后者恰恰是可以用证据说话的。

主要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关于“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规定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第一条、第六条、第十条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第八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三条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2026年11月2日，案例三张某某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案例五周某受贿案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关于公职人员廉洁义务的规定

本文为法律实务探讨，所引案例事实与裁判内容以“两高”公开发布的典型案例文本为据。案例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文分析不指向任何具体在办案件。个案情况差异较大，文中观点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如需咨询，请联系王俣良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