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数额标准与“单位意志”认定——王俣良律师解析《贪污贿赂解释（二）》第七条、第十八条
——以“集体研究”的形式化与数额层级的统一为中心

王俣良律师 · 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

摘要

《贪污贿赂解释（二）》第七条首次为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设定统一的数额层级：一般国有资产以二十万元、二百万元为界，特定款物减半。第十八条第一款则把“虽经集体研究，但私分范围仅限于领导和管理层、且对其他人员隐瞒”的行为改按贪污罪处理；第二款把单位受贿后集体私分的行为收敛为单位受贿罪一罪从重。本文以规范结构为线索，结合黄永晨案、A市市政管理处案等样本，讨论数额档位、单位意志的识别方法、与贪污罪及单位受贿罪的界分，并整理跨法适用与辩护要点。

关键词

私分国有资产罪；单位意志；数额标准；贪污罪；贪污贿赂解释（二）

一、问题的提出

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自1997年施行以来，长期处于有罪状而无刻度的状态。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只解决了起点问题，即私分国有资产累计十万元以上应予立案，对“数额巨大”未置一词。此后二十余年，各地或按十万元的倍数推算，或由省级法院另定标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规范性意见曾将“数额较大”定为十万元、“数额巨大”定为五十万元，与另一些地方的口径相差数倍。同一条文、同一数额，在不同省份落入不同法定刑档，这在职务犯罪领域并不多见。

标准缺位的后果不止于量刑失衡。十万元的立案线远低于贪污罪三万元的入罪线，而“巨大”的上限又缺乏约束，控辩双方在数额档位上的争夺往往比事实之争更为激烈。黄永晨案即为例证：套取财政资金123.1万元，一审以贪污罪判处，二审改判私分国有资产罪，仍认定“数额巨大”，适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最终依靠自首、立功减轻处罚才判至二年。

《贪污贿赂解释（二）》第七条回应了第一个问题，第十八条回应了第二个问题：当“集体研究”只剩形式，实际分配范围仅限于领导和管理层并对其他人隐瞒时，单位意志并不存在，应以贪污罪论处。两个条文合起来，构成本罪当前的完整评价框架。本文讨论的争点有二：其一，数额层级如何与法定刑档对应，旧案如何适用新标准；其二，“以单位名义”应依何种事实认定，第十八条第一款设定的界限落在何处。

二、数额结构：三个层级与两条轨道

第七条把私分数额分为三个层级、两条轨道。私分一般国有资产的，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为“数额较大”，二百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私分救灾、抢险、防汛、优抚、帮扶、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社会保险基金等特定款物的，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为“数额较大”，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为“数额巨大”。

三个层级与第三百九十六条的两档法定刑对应如下：

特定款物轨道在二十万元至一百万元区间内仍属“数额较大”，一百万元至二百万元区间升入“数额巨大”，与一般轨道的一百万元至二百万元区间正好形成一档之差。这一设计把对特定款物的特殊保护落实到刑档，而不是仅作从重情节，与挪用特定款物从重处罚的立法思路同向。

与旧标准相比，变化是双向的。入罪线由十万元提高至二十万元，特定款物维持十万元；而“数额巨大”由各地五十万元左右的口径统一提高至二百万元，特定款物为一百万元。以黄永晨案的123.1万元为例，按旧口径属“数额巨大”，按第七条则落入“数额较大”，法定刑由三年以上七年以下降至三年以下。这一变化整体有利于被告人，构成本文第五部分讨论的溯及基础。

三、认定构造

（一）主体与单罚制

第三百九十六条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属单位犯罪。但本条实行单罚制，仅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单位本身不判处罚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年12月15日的纪法解读明确指出，本罪不处罚所在单位，对单位不判处罚金，原因在于行为并非为单位谋取利益，而是将单位财产分给员工。据此，判决对被告单位并处罚金的，属超出法条。与之对照，单位受贿罪依第三百八十七条实行双罚，A市市政管理处案对单位判处罚金五百万元，正是双罚制的体现。

单罚制同时限定了责任人员的范围。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指决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指具体经办、执行的关键人员。张洪建、祝有余案中，祝有余作为副手处于从属地位，但因参与商议、产生共同决策效果，被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仅被动领取款项的普通职工，不在追责范围之内。

（二）“违反国家规定”的位阶要求

刑法第九十六条把“违反国家规定”限定为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这一定义在本罪中具有独立意义：单位内部的管理办法、地方的规范性文件、行业惯例，均不能单独充当“国家规定”。实践中常见以“违反财经纪律”“违反财务制度”笼统替代的表述，实质上跳过了位阶审查。

（三）“以单位名义”即单位意志

“以单位名义”不是文书抬头，而是单位整体意志的形成与表达。A市市政管理处案的三堂会审归纳了三项要素：决策由有权代表单位或对相关事务有决定权的人员作出；决策体现单位整体意志，不以正式会议记录或决议文件为必要形式，关键决策者共同商议并与其他执行者达成一致，亦可代表单位意志；决策目的指向单位经营、获利或其他整体利益，而非纯粹个人私利。

该案中，张某与高某虽未召开集体会议，但单位其他领导及员工对收取“管理费”一事均知情并配合执行，收益归单位用于生产经营，故认定为单位决策。这一思路把形式要件实质化，同时把举证重心移向“是否为单位利益”与“其他人是否知情”。

（四）“集体私分给个人”的范围与公开性

“集体私分”要求分配面向单位全部或绝大多数人员，至少是决策者之外的多数人，且在单位内部具有一定公开性。黄永晨案二审的论证可作为正面样本：黄永晨与其他党政班子成员通气后决定，将套取的公款以奖金名义分给本单位一定层级的部分成员及协助履行职务的成员，在单位内具有公开性和广泛性，反映单位意志；领导班子以外的大部分人员只是被动领取，并不准确知道款项来源，也未参与共谋；黄永晨个人分得6.5万元，占总额比例较小。

反面的论证见于同案的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认为：套取行为未在班子会议上公开讨论，领取“奖金”的班子成员亦不知款项来历，具有秘密性；受益人员主要为班子成员，而镇政府普通干部职工有六十余人；行为人对受益人、受益金额有决定作用。三项事实合起来，指向少数人共同侵占，而非单位分配。

第十八条第一款把这一界限条文化：私分国有资产虽经集体研究，但私分范围仅限于单位领导和管理层人员，且对单位其他人员隐瞒实情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虽经集体研究”六字，直接否定了以形式决议换取轻罪的路径；“仅限于领导和管理层”与“对其他人员隐瞒”是并列要件，须同时具备。

四、数额计算与罪名界分

（一）以私分总额计算

本罪数额以集体私分的总额计算，不以个人实际分得额为基准。1999年立案标准规定“累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指向的即是总额；陈某某案私分17.01万元，五名被告人各分得2万元，认定数额仍为17.01万元；黄永晨案总额123.1万元，个人分得6.5万元，认定数额仍为123.1万元；李跃勋案认定私分685.78万元，其中包含在环评室、关联公司内部的多轮分配。连续多次私分的，累计计算。

个人分得额在定罪阶段不改变数额，但在量刑与追缴阶段具有独立意义。黄永晨案二审把“所分得的款项6.5万元在总额中比例较小”作为改判理由之一，说明分配结构是判断行为性质与责任轻重的实质素材。

（二）与贪污罪的三项变量

两罪的实行行为高度相似，界分只能落在三个变量上：分配范围、公开性、利益归属。范围指向决策者之外的多数人，公开性指向单位内部可知悉，利益归属指向单位整体而非个人。三者同向时定私分国有资产罪，反向时定贪污罪。第十八条第一款把变量固定为可操作的公式，同时也提示一项风险：辩方若一味主张系个人决定、未体现单位意志，在否定本罪的同时可能落入贪污罪，而贪污罪三万元即入罪、三百万元即属“数额特别巨大”。辩护方向的选择因此须以数额档位的比较为前提，不能两头取利。

（三）与单位受贿罪的竞合

单位受贿所得能否成为本罪对象，此前存在分歧。A市市政管理处的处理意见认为可以：受贿款虽系违法所得，但进入单位账户、由单位实际支配使用，依刑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的精神，属于国家占有、使用、处分中的财产，应视为国有资产；单位受贿既遂后另行私分，两行为侵犯不同法益，不具牵连关系，应数罪并罚。该案2025年6月25日一审对张某以单位受贿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

第十八条第二款改变了这一处理：单位非法收受财物后，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依照第三百八十七条以单位受贿罪定罪从重处罚，集体私分行为作为量刑情节考虑。该款并未否认受贿所得可以成为私分对象，而是取消对处置行为的单独评价，避免对同一笔财物两次定罪。对被告人而言，一罪从重的处断通常轻于数罪并罚的刑期加总，属有利变更。

（四）罚没财物的特别通道

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二款仅规范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私分应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对其他单位私分罚没财物的，第十九条明确以滥用职权罪定罪，但具有第十八条第一款情形的，以贪污罪定罪。三条通道并存，意味着同类行为可能落入三个罪名，量刑差异明显，辩方应先确定主体属性，再讨论数额。

五、跨法适用

第七条未增设新的构成要件，只调整数额刻度，属对既有规范的细化。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确立的规则，行为时已有司法解释而新解释对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解释。第七条的各项变化均指向降低评价强度，故可整体溯及适用于2026年5月1日以前的行为。

具体效果有三：其一，私分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且不属特定款物的，不再构成犯罪，已立案尚未处理的，可争取撤案或不起诉；其二，私分二百万元以下、特定款物一百万元以下的，法定刑由三年以上七年以下降至三年以下，为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留出空间；其三，已生效判决不因新标准而当然变动，但申诉中可将数额档位认定错误作为量刑明显不当的理由。

需注意，第七条不改变犯罪构成，对“是否属于国有资产”“是否体现单位意志”的争议不产生影响。对本罪而言，2016年《解释》并未涉及，第七条属首次规定，其性质更接近行为时无相关司法解释的情形，依同一文件第二条应径行适用新解释。

六、辩护空间

第一，数额剥离。逐笔核对资金来源与发放依据，剔除三类款项：有制度依据且未超标准的工资、绩效；已挂账未实际发放或事后退回的部分；不属国有资产的单位合法自有收入、工会经费、职工互助资金。杨培君案中，单位以账外资金为员工代缴个人所得税195万余元被整体计入私分数额，其中包含本应由个人负担的部分，此类项目能否全额计入，存在争辩余地。

第二，主体分层。对分管副职、财务经办人员，主张其仅系执行者，不属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被动领取的普通职工，主张不属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张洪建案对副手判处缓刑，提供了可参照的处理。

第三，违反国家规定的位阶审查。要求控方指明所违反的具体法律或行政法规条文，拒绝以违反财经纪律概括。

第四，国有资产属性。若资金来源于单位合法经营收入，且分配经职工代表大会、股东会决议或章程授权，可主张属违规分配利润而非私分国有资产，交由行政、民事渠道处理。

第五，公开性与范围的证据审查。分配方案、发放名册、知情人证言是判断集体私分的核心证据；仅有决策者供述而无发放记录的，不足以认定范围及于多数人。

第六，主观明知。依上级文件、批复发放，或依地方绩效奖励政策执行的，可主张违法性认识欠缺，影响责任与量刑。

第七，追诉时效。本罪最高刑七年，追诉期限十年；连续私分的，自行为终了之日起算，超过部分应予剔除。

第八，追缴范围。依第二十三条，追缴对象是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普通职工被动领取的部分是否应连带追缴，可主张限于责任人员实际所得及其决定分配的数额。

第九，单位不判罚金。单罚制下对被告单位并处罚金的，属适用法律错误，可作为独立的上诉理由。

七、结语

第七条结束了本罪二十余年无“数额巨大”标准的历史，第十八条则把“集体研究”从挡箭牌还原为待证事实。两条规范的共同指向是：评价重心从形式上的决议，移向分配的实际范围与利益的实际归属。对辩护而言，这一移动既是机会，也是陷阱——否定单位意志的同时，必须先行计算贪污罪下的数额档位。

主要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第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第一条
4.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高检发释字〔1999〕2号）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法释〔2001〕5号）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三堂会审丨准确认定单位受贿和私分国有资产罪》，2025年10月29日
7.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三堂会审丨贪污还是私分国有资产——从广东省英德市原副市长黄永晨二审改判案说起》，2021年1月20日
8.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纪法解读丨私分国有资产如何处理》，2020年12月15日
9.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陈某某等私分国有资产案》，（2014）商睢刑初字第002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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