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七项主要内容
——王俣良律师解读2026年11月2日初次审议的修正草案
王俣良律师 · 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
摘要：2026年11月2日，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共55条，涉及七个方面。此次修改是1979年立法、1996年与2012年两次全面修改、2018年部分修改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调整。草案在基本原则层面明确“禁止有罪推定”，在强制措施层面回归监视居住的替代措施定位、强化审查逮捕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在涉案财物层面将查封扣押冻结的规范要求由部门规章提升为法律，在辩护权层面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明确会见时限的实际履行。本文按草案的七个方面梳理主要内容，并就其对职务犯罪案件辩护的实际影响作简要分析。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修改；禁止有罪推定；人身强制措施；涉案财物处置；辩护权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也是刑事辩护全部技术动作的规范基础。辩护人能够做什么、在什么时间做、向谁提出、提出后产生何种程序后果，最终都取决于这部法律的授权与约束。因此，刑事诉讼法的每一次修改，都不只是立法技术层面的调整，而是直接改变辩护的作用空间。
2026年11月2日，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共55条，主要内容涉及七个方面。这是现行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制定以来的第四次修改：1996年、2012年作过两次较为全面的修改，2018年为适应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确认认罪认罚从宽与速裁程序试点成果，作了部分修改。相隔八年之后的此次修改，回应的是另一组问题——羁押措施的适用边界、涉案财物的处置程序、辩护权的实质保障。
需要首先说明的是，草案目前处于初次审议阶段，条文内容尚可能调整，距离通过、生效仍有程序。本文所引内容均以审议阶段的公开报道为据，不涉及尚未公布的条文序号；文中的评价也仅限于学理与实务层面，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操作指引。
二、修改背景与草案的整体结构
此次修改的背景可以从三个方向理解。
其一，是司法体制改革成果的法律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实施，这些改革措施在实践层面已经运行多年，但部分内容仍停留在司法解释、部门规章或者政策文件层面，缺乏基本法律的支撑。草案将其中成熟的部分上升为法律，是改革成果固化的常规路径。
其二，是实践中的突出问题需要回应。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滥用、超期羁押与“羁押倒挂”、涉案财物的超范围查扣与提前处置，这些问题在近年来反复被提及，其中涉案财物的处置还与“趋利性执法”“异地执法”等议题相互缠绕。草案对此作出了针对性规定。
其三，是权利保障水平的整体提升。禁止有罪推定的明确化、法律援助范围的扩大、值班律师权利的实质化、未成年人特别程序的完善，构成了草案在权利保障方向上的主线。
从结构上看，草案的七个方面分别是：完善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完善人身强制措施；完善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程序；进一步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完善宪法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规定的实施机制；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完善涉外刑事诉讼制度。
三、七项主要内容
（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充实
草案在基本原则层面作出了三处调整。
第一，明确刑事诉讼的原则要求，增加规定刑事诉讼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循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确保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第二，完善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定。草案明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禁止有罪推定。”需要注意，前一句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中已有相同表述，此次新增的实质内容是后一句“禁止有罪推定”。从规范结构上看，“未经判决不得确定有罪”是从正面确认定罪权归属与无罪状态的推定，“禁止有罪推定”则是从反面禁止办案机关在判决前以有罪立场对待被追诉人。二者的功能并不重合：前者约束的是结论，后者约束的是过程。据此，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办案机关不得以“已经构成犯罪”为前提组织证据、制作讯问提纲，这一要求在此前的规范中并不明确。
第三，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草案增加规定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有关机关在诉讼活动中应当维护其合法权益；对有因遭受犯罪侵害造成生活困难等情形的被害人，依法予以救助、帮助。
（二）人身强制措施的调整
人身强制措施是此次修改着墨最多的部分，草案从五个方向作出调整。
第一，明确强制措施的定位与适用原则。草案规定，采取强制措施以保障诉讼活动正常进行为目的，坚持确有必要，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的性质、情节等相适应。这一规定的意义在于，把强制措施从“办案的常规手段”还原为“例外状态下保障诉讼进行的手段”。在以往的实践中，逮捕率长期高位运行，一定程度上与强制措施定位不清有关。
第二，回归监视居住的替代措施定位。草案规定，对于无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由公安机关指定一个处所进行监视居住，而是依法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允许对无固定住处者在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这一例外在实践中被扩大适用，出现了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变为变相羁押的情形。草案的修改压缩了这一空间。但需注意，草案此次调整的对象限于“无固定住处”的情形，对有固定住处者适用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未一并修改，规范上的缺口仍然存在。
第三，规范拘留期限的延长。草案完善公安机关为提请审查批准逮捕而延长拘留时间的规定，规范延长拘留的事由，适当缩短延长拘留的时间，并规定在拘留期间应当迅速侦查。
第四，强化审查逮捕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草案明确，审查批准逮捕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羁押必要性审查应当定期进行。前一项要求此前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已有类似规定，此次上升为法律后，其约束力与违反后的程序后果均将增强；后一项要求把羁押必要性审查由“应当进行”具体化为“定期进行”，为辩护人可预期地提出申请提供了依据。
第五，防止超期羁押。草案增加规定，羁押期限即将超过可能判处的刑期的，应当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这一规定针对的是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羁押倒挂”现象，即被告人被羁押的时间超过其最终可能被判处的刑期。此前处理此类情形主要依靠办案机关的数量把握，缺乏明确的规范依据。
（三）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程序
涉案财物部分是此次修改中规范层级变化最明显的一块。此前，查封、扣押、冻结的具体要求主要规定于公安部部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辩护人在诉讼中援引时，常被以“部门内部规定、法院不予适用”为由驳回。草案将其纳入刑事诉讼法，意味着这些要求将由侦查、检察、审判三机关统一适用。
草案的具体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增加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总体要求，强调严格区分财产属性，规范采取措施的范围，减少对正常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二是规范异地查封、扣押、冻结，要求公安机关异地采取措施的应当通知涉案财物所在地公安机关，并完善“收支两条线”规定，明确对有关财物不得挪用、坐支，不得返还、变相返还办案单位，不得与办案经费保障挂钩；三是增加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的集中保管、先行处置，以及有关当事人在特定情况下的合理使用；四是完善处置程序，明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涉案财物提出具体处理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对涉案财物有关的事实、证据进行法庭调查、辩论，特定情况下可以在定罪量刑的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并对涉案财物作出处置；五是保障利害关系人参与程序，规定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核实、听取意见并依法处理，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利害关系人出庭。
其中“不得与办案经费保障挂钩”一句，指向的是涉案财物处置与办案利益之间的关联。这一问题在学理上被称为“趋利性执法”，其表现包括超范围查扣、将款项划入办案机关账户、在案件尚未审结前即行处置等。将禁止性规定写入基本法律，是切断这一关联的必要步骤，但规范的落地仍取决于财政保障与内部考核机制的配套调整。
（四）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保障
草案在被害人权利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两个方向上同时作了加强。
被害人一侧，草案增加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等，因特定原因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可以依法申请法律援助；律师担任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时，有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不服一审判决、被害人死亡的，被害人的近亲属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侧，草案的修改集中在辩护权。一是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根据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实践情况，增加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二是明确法律援助律师与自行委托辩护人的关系，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又自行委托辩护人的，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终止。三是明确犯罪嫌疑人没有辩护人的，才应当在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在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的权利方面，草案明确值班律师有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会见、阅卷等权利；进一步保障辩护律师的知情权，明确有关机关在案件不同阶段和关键时间节点的告知义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会见条款的表述变化：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是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草案的表述是“看守所应当保证其至迟在四十八小时以内见到在押人员”。“安排”与“保证见到”之间的差别，在实务中并不细微——前者只需完成排期动作，后者要求会见实际发生。
（五）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的完善
在宪法确立的分工制约机制方面，草案作了三项完善。
第一，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草案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将“证人证言发生重大变化，前后不一致”也作为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形之一，并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其庭前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草案明确，收集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不符合法定程序，特定情形下应当予以排除。此前的排除规则主要针对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以及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物证、书证；将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纳入，回应的是此类证据在刑事案件中占比迅速上升的现实。
第三，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草案明确，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认罪认罚是自愿的、具结书是真实合法的、量刑建议是适当的，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同时增加规定，签署具结书的过程应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这一修改的实质，是把现行法“一般应当采纳”的义务附加了前置条件。按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人民法院对量刑建议以采纳为原则、不采纳为例外，仅在几种法定情形下可以建议调整。草案将采纳义务建立在“查明三项条件成立”的基础之上，意味着法院在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具结书真实性存疑时，不采纳并不构成对法定义务的违反。从权力配置的角度看，量刑的最终裁判权向法院回归。
（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草案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未成年被害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办案机关应当在征得其同意后，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应当注意保护其隐私、名誉等合法权益，尽量一次完成，避免多次反复询问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一次性集中询问的规定，针对的是未成年被害人反复接受询问所造成的二次伤害。从程序设计的角度看，这不仅是权利保障措施，也是对取证行为的规范——询问次数减少，意味着每一次询问的记录质量要求相应提高。
（七）涉外刑事诉讼制度
草案完善涉外刑事诉讼制度，明确对于外国人犯罪、在中国领域外发生的犯罪，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增加规定，外国对中国公民、组织实施不当域外刑事管辖、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的，中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施。
四、对职务犯罪案件辩护的实务影响
对以职务犯罪辩护为主要业务的律师而言，草案中真正具有操作价值的内容集中在四处。
其一，审查逮捕阶段的意见表达。草案要求审查批准逮捕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职务犯罪案件由监察机关调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此前已被留置的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随后进入审查逮捕环节。这一阶段是羁押状态能否改变的关键窗口，但辩护人以往在此环节的参与缺少明确的程序依据，意见多以书面形式提交，是否被听取无从检验。草案的规定使“当面陈述”具备规范基础。
其二，会见时限的实际履行。职务犯罪案件的会见难，长期集中在留置阶段与移送初期的衔接上。留置期间律师不得会见，这是监察法调整的范围，刑事诉讼法无从改变；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犯罪嫌疑人转为刑事拘留或者逮捕之后，会见即应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草案将看守所的义务从“安排”提升为“保证见到”，为移送初期的会见争议提供了更明确的依据。
其三，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定期化。职务犯罪案件涉案数额认定复杂、审理周期长，羁押时间超过可能判处刑期的情形并不罕见。草案一方面要求羁押必要性审查定期进行，另一方面规定羁押期限即将超过可能判处的刑期时应当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这两项结合起来，为长期羁押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救济路径。
其四，涉案财物的处置参与。这一项的意义可能被低估。职务犯罪案件的涉案财物数额通常较大，处置结果直接影响当事人及其家庭的实际处境。草案要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涉案财物提出具体处理意见，人民法院对涉案财物的事实、证据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并赋予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必要时出庭的权利。这意味着财物处置从“办案机关的附随处理”转变为“需要在法庭上经受质证的事项”，辩护人的工作对象也相应从定罪量刑扩展到财产部分。
此外，证人出庭与庭前证言排除规则对职务犯罪案件同样重要。此类案件的证据结构以言词证据为主，行贿人证言、证人证言在证明力上占据核心位置。草案将“证言发生重大变化、前后不一致”列为要求出庭的法定情形，并明确拒不出庭且庭前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为质证提供了新的着力点。
五、结语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体例上延续了2018年以来的“部分修改”路径，55条的规模不算大，但覆盖的问题相当具体：羁押、财物、辩护，恰好是刑事程序中最容易失衡的三处。
从规范技术看，草案的多处修改并非创设新权利，而是把既有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改革措施上升为法律，或者把原则性表述具体化为可检验的义务。这类修改的实际效果，往往不取决于条文本身，而取决于违反后的程序后果是否明确、救济渠道是否通畅。草案在这方面的设计仍有讨论空间，例如法律援助的扩大使用的是“可以通知”而非“应当通知”，检察机关未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后果亦未作规定。
草案目前处于初次审议阶段，后续还将经历征求意见、二审、表决等程序。条文序号、具体表述均可能变化。对办案律师而言，当下值得做的是把草案的规范意图吃透，为条文落地后的适用做好准备；对当事人及其家属而言，则需要清楚一点：法律尚未生效，现阶段仍适用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主要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十二条、第三十九条、第七十五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百零一条
- 新华社：《刑事诉讼法拟作这些修改》，2026年11月3日
- 人民日报：《完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保障诉讼参与人权利》，2026年11月3日
- 中国人大网：《完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保障诉讼参与人权利》，2026年11月3日
- 中国法院网：《55条、7部分主要内容，详解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2026年11月
-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2026年11月2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
本文为法律实务探讨，所引草案内容以初次审议阶段的公开报道为据，条文序号及具体表述以正式公布文本为准。本文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个案情况差异较大，如需咨询，请联系王俣良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