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权的四项规范增量与适用边界
——王俣良律师解析2026年11月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的会见、阅卷、法律援助与知情权条款

王俣良律师 · 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

摘要：2026年11月2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对辩护权作出四处修改：会见由看守所“及时安排”改为“保证其至迟在四十八小时以内见到”，值班律师取得了解案件情况、会见、阅卷等权利，法律援助新增两类“可以通知”情形并将入口前移至审查起诉，辩护律师的知情权被表述为办案机关在不同阶段和关键时间节点的告知义务。四处修改的共同特征，是把依赖部门规章与办案惯例的软义务改写为法律义务，但均未配置违反后的程序后果。本文以条文对照为基础，分析四项增量的规范性质与适用射程，并落到职务犯罪辩护的八个着力点。关键词：辩护权保障；会见权；值班律师阅卷；刑事法律援助；知情权告知义务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法是辩护技术的规范基础。辩护人能否会见、何时阅卷、提出意见后产生何种效果，最终由这部法律划定。2026年11月2日，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共55条，涉及七个方面。其中“进一步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一部分条文数量并不突出，但改动位置相当关键：会见、阅卷、法律援助、知情权，恰好是辩护权运行中最容易落空、也最难救济的四个环节。

草案尚未生效，不存在可供解剖的生效裁判，故本文第二部分改述规范沿革与条文表述变化，第三部分讨论变化的规范性质，第四部分处理适用边界，第五部分落到操作层面。本文讨论三个问题。其一，会见条款从“安排”改为“保证见到”，义务性质是否真的改变。其二，值班律师取得阅卷权后，其权限边界在哪里。其三，法律援助以“可以通知”的方式扩围，约束力几何。

二、规范沿革与条文要旨

（一）会见：从“及时安排”到“保证见到”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同条第三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会见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

这一条文经过两次调整。2012年修改时，许可制的适用范围包括“特别重大贿赂犯罪”；2018年修改配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删去贿赂犯罪一项。就职务犯罪而言，这一删除的实际意义有限——贿赂犯罪调查权已整体转由监察机关行使，留置期间律师不得介入。真正的会见争议发生在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之后，此时应当回到第三十九条。

草案在这个节点上改了两个字的位置：把“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改为“保证其至迟在四十八小时以内见到在押人员”。

（二）阅卷：主体从辩护律师扩及值班律师

现行法第四十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阅卷权的起始时点是审查起诉之日，此前侦查阶段只能依第三十八条向侦查机关了解涉嫌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值班律师则完全没有阅卷权，其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作用，主要是在场见证具结书的签署。

草案改动两处：一是明确值班律师有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会见、阅卷等权利；二是明确犯罪嫌疑人没有辩护人的，才应当在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一句是限定语，含义是有辩护人的案件，签署具结书不以值班律师在场为必要条件。

（三）法律援助：两类新增的“可以通知”

现行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情形，包括盲、聋、哑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以及未成年人等。这些都是“应当通知”，办案机关没有裁量空间。

草案在此框架外增加两类“可以通知”：审判阶段，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通知指派；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可以通知指派。前一类对应审判阶段的律师辩护全覆盖，后一类把法律援助的入口前移，针对较重案件在审查起诉环节的“辩护缺位”。

（四）知情权：从零散条款到阶段义务

现行法关于辩护律师知情权的规定是零散的，主要见于第一百六十条关于移送情况告知的规定，以及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等环节的个别条款。草案的表述是进一步保障辩护律师的知情权，明确有关机关在案件不同阶段和关键时间节点的告知义务。这一表述在立法技术上是概括式的，未列举具体节点，好处是涵盖面宽，坏处是缺乏可检验性。

三、认定构造

（一）会见义务：行为义务向结果义务的偏移

把“安排会见”与“保证见到”并列，差别不在修辞。

第一，义务履行的证明对象不同。前者需要证明的是看守所完成了排期动作，是否实际见面属于排期之后的事项；后者需要证明的是会见实际发生。实务中常见的答复是“已经安排，但办案单位正在提审”，这一答复在旧表述下足以卸责，在新表述下则不成立——提审属于办案机关的内部调度，不是法定阻却事由。

第二，抗辩事由与规范评价的时点不同。旧表述下，看守所可用警力不足、场所紧张、正在讯问等事由解释延迟；新表述把义务落到结果上，可用事由被压缩到极窄的范围，实质上只剩在押人员拒绝会见、辩护律师手续不全两类。行为义务在行为完成时即告履行，结果义务以结果出现为标志，这直接影响律师能否就“四十八小时内未见到”本身提出程序异议。

但草案的缺口同样明显：条文没有规定未保证见到的法律后果。《律师法》第三十三条已规定律师持三证会见，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不得监听，违反后的救济长期依赖申诉控告与检察监督。草案在这一点上有一处配套，容易被忽略：当事人、辩护人等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有关违法行为，有权直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控告，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查核实、依法提出纠正意见。把会见受阻纳入这一通道，是“保证见到”从宣示走向可执行的现实路径。

还有一层需要注意。“见到”不等于“单独会见、不被监听”。实践中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会见，常见双人在场、禁止携带电子设备、限定谈话内容等做法。草案处理的是能否见到，没有处理见到之后能否有效沟通。

（二）值班律师阅卷：权限性质与射程限定

值班律师制度的定位，是弥补没有辩护人的案件在诉讼早期缺乏法律帮助的空缺。现行法第三十六条为其设定的四项职能——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全部指向辅助决策而非实体辩护。据此，值班律师不是辩护人，不承担出庭辩护职责，其权利范围不能简单比照辩护律师。草案赋予阅卷权，需要作三重限定。

其一，“等权利”是开放列举还是封闭列举。立法语言中的“等”通常表示同类事项的未尽列举，不宜解释为可以推及辩护律师的全部权利。调查取证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权，均不宜由值班律师行使。

其二，阶段是否受限。草案未作阶段限定，字面上可覆盖侦查阶段。但侦查阶段阅卷与侦查秘密存在直接张力，而值班律师在该阶段的功能主要是在场见证、提供咨询，尚无阅卷必要性。合理理解是把行使起点与辩护律师对齐，即自审查起诉之日起。

其三，阅卷范围是否等同第四十条的案卷材料。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需要核对的是与定罪量刑建议相关的证据材料，而非全部卷宗。把权限限定在与量刑协商相关的部分，既符合职能定位，也避免与辩护人的全卷阅卷权发生价值冲突。

这一限定并非纯粹学理推演。值班律师阅卷的目的，是让其在建议当事人接受量刑建议之前核对指控事实与证据；若无从阅卷，所谓程序选择建议就只是对办案机关意见的转述。

（三）法律援助：三类通知的强度差序

草案通过后，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将呈现三级结构。

关键在于第二级。“可以”意味着办案机关不通知并不违法，当事人也无法据此主张程序违法。而2022年以来推行的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在政策文件中的表述接近“应当”，一审普通程序案件通知辩护的比例在多数地区已接近全覆盖。草案把政策法律化时改用“可以”，实质上是把一项已接近硬性要求的实践回退为裁量事项。

这一评价需要保留分寸。其一，草案的“可以通知”相较现行法第三十四条的封闭清单仍属增量。其二，“可以”虽不产生通知义务，但为当事人及家属提出申请提供了依据，也为检察监督提供了评价标准——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又没有辩护人的案件，检察机关长期不通知指派，在草案生效后可成为监督事项。其三，法律援助的供给受制于地方财政与律师资源，立法采取渐进表述有其现实考虑。

（四）知情权：告知义务的可检验化尝试

知情权的价值不在于知道，而在于知道之后能够行动。移送审查起诉、退回补充侦查、延长审查起诉期限、改变管辖、提起公诉，每一个节点都对应着辩护工作的具体安排：何时可以阅卷、何时应当提交意见、向哪一级机关提出。

草案以“案件不同阶段和关键时间节点”概括，未列节点。参照《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可纳入告知范围的事项至少包括立案、移送审查起诉、退回补充侦查、延长羁押期限、改变管辖、提起公诉、延期审理。若司法解释不作填充，这一条的可操作性将大打折扣。

（五）两处附带的规则调整

法援律师辩护终止的规则，针对的是实践中的占位辩护：法律援助机构先行指派后，家属自行委托，办案机关以已有辩护人为由拒绝接受委托手续，形成法援律师占位、家属委托的律师无法介入的局面。草案从规范上终结了这一争议。

具结书在场规则同样有实益。此前认罪认罚案件普遍要求值班律师在场见证，即使当事人已有辩护人；草案明确只有没有辩护人的才需要值班律师在场，同时规定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认为无罪或者对量刑建议有异议的，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这一句把辩护人的异议权写进了认罪认罚的程序结构。

四、适用边界与规范衔接

（一）四项权利的对照

（二）三条衔接规则

第一，生效前不适用。草案尚需征求意见、二审、表决，条文序号与表述均可能变化。生效前，办案机关仍应适用2018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辩护人在文书中援引草案，只能作为说理依据，不能作为权利请求的规范基础。

第二，留置阶段不适用。职务犯罪案件由监察机关调查，留置期间律师不得介入，依据是监察法而非刑事诉讼法。草案对会见、阅卷的任何修改，效力起点都在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之后。把草案的会见条款用于留置阶段的主张，属于适用对象错误。

第三，与《律师法》《法律援助法》的位阶关系。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同属法律，就辩护权事项，特别规定优先；法律援助的实体条件由《法律援助法》规定，草案新增的两类情形属于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二者应结合适用。

五、职务犯罪辩护中的操作空间

其一，把握移送初期的会见窗口。案件由监察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后，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随后进入审查逮捕环节。这是羁押状态能否改变的关键期，也是会见争议最集中的时段。会见申请应以书面形式提出，载明三证齐备与要求会见的时点，保留送达凭证，为后续申诉控告固定事实。

其二，以草案表述作为协商依据。会见受阻时，可向看守所与驻所检察室说明立法动向，即会见义务正由安排转向保证见到。这一说明不具强制力，但在个案沟通中有实际作用。

其三，审查起诉之日起立即全卷复制。阅卷越早，对数额认定与证据结构的判断越充分，退查建议与不起诉意见的提出才有事实基础。电子数据、银行流水的比对工作量往往超出预期，时间预留应当充足。

其四，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无辩护人的当事人，主动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申请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同时抄送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

其五，把告知义务的缺失作为程序异议事由。退回补充侦查、延长审查起诉期限、改变管辖未依法告知的，可以作为程序瑕疵提出。单独据此排除证据的可能性不大，但可以累积为量刑协商与羁押必要性审查中的有利情节。

其六，认罪认罚案件中坚持辩护人在场。有辩护人的案件不再以值班律师在场为必要条件，辩护人应参与量刑协商全过程，对量刑建议有异议的，以书面意见提出并附卷。

其七，申请调取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草案将应当同步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扩大到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并明确录音录像资料应妥善保管、留存备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调取。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结构以言词证据为主，录音录像是检验供述自愿性最直接的载体。

其八，善用检察监督通道。草案明确当事人、辩护人等对有关违法行为有权直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控告，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查核实、依法提出纠正意见。这一条把会见受阻、阅卷受限、告知缺失纳入可监督范围，是四项增量中最具执行可能的一处配套。

同时应清楚四项增量的共同短板：均未配置违反后的程序后果。会见未在四十八小时内发生，不影响后续诉讼行为的效力；应当通知而未通知法律援助，不构成程序违法；未告知关键节点，也不产生证据排除的效果。权利的实效，最终取决于申诉控告通道是否畅通、检察监督是否介入。

六、结语

此次修法在辩护权部分的处理方式，是典型的义务硬化：不创设新权利，而是把既有的政策要求、部门规定、改革措施写入法律，并把表述从柔性改为刚性。路径的好处是阻力小、共识高；代价是条文的实效高度依赖配套的程序后果。会见由安排改为保证见到，值班律师从见证人变为核对人，法律援助的入口前移至审查起诉，都是真实的变化，但能否落到个案，仍要看违反之后的救济是否可用。

对办案律师而言，当下能做的有两件事：一是把四项增量的规范性质吃透，避免在文书中把草案当作现行法援引；二是把既有的申诉控告、检察监督通道用足，为条文落地后的适用积累实践样本。

主要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一百六十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4. 新华社：《禁止有罪推定、完善人身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拟作这些修改》，2026年11月2日
5. 《人民法院报》：《55条、7部分主要内容，详解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2026年11月
6.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7.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2026年11月2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

本文为法律实务探讨，所引草案内容以初次审议阶段的公开报道为据，条文序号及具体表述以正式公布文本为准。草案尚未生效，现阶段仍适用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文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个案情况差异较大，如需咨询，请联系王俣良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