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机会型受贿的认定与数额计算
——王俣良律师解析“两高”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之一

王俣良律师 · 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

摘要：2026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六件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案例一王某某受贿案确立商业机会型受贿的两项规则：商业机会系通过职务行为获取、确定能够获利，国家工作人员不实质经营、不承担风险即获取利益的，以受贿罪论处；受贿数额以实际获利认定。本文以该案为分析对象，先还原其审查逻辑，再讨论“机会”与“财物”之间的规范转换、四项审查要素的证明结构，以及实际获利规则在税费、法人财产归属、既遂时点三个节点上的未决问题，最后落到同类案件的辩护空间。关键词：商业机会；无实质经营；不承担风险；实际获利；受贿数额

一、问题的提出

2026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共六件，涉及商业机会、战略配售股、挂名领薪、虚假诉讼等形态。这批案例的出台背景，是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关于“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有效办法”的部署。所谓新型、隐性，共同点在于财物不再以现金、房产、车辆的直接交付形式出现，而是嵌入交易、投资、任职、诉讼等民事外观之中。办案的难点随之从“有没有收钱”，转为“这一笔交易究竟是市场行为还是权钱交易”。

案例一位于六件之首，处理的是最典型的一种：请托人不出钱，而是替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设立一家公司，再把本不属于该公司的交易机会交给它，使其在不需经营、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赚取差价。这类案件在实务中常被辩解为“帮忙做生意”“正常的商业合作”。

本文讨论三个问题。其一，商业机会本身不是财物，为何能够成为贿赂标的，机会与财物之间的规范转换在何处完成。其二，案例一确立的四项审查要素如何分配证明责任，其中哪一项最容易被突破。其三，数额以实际获利认定，那么获利中的税费、留存于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尚未实际取得的账面利润应当如何处理。三点既是该案的教义学要点，也是同类案件的辩护入口。

二、基本案情与裁判要旨

（一）事实

被告人王某某，某贸易中心（事业单位）原党委书记、主任。2010年至2022年，王某某利用担任上述职务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931万元。

其中的争点事实是：2011年至2012年，王某某利用职务便利，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承揽会展综合体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为表示感谢，该公司副总经理崔某某与王某某商议，由公司为王某某女儿提供注册场所、注册资本金、业务启动费、财务人员，帮助其成立中某商贸有限公司。在中某商贸公司不符合进入该公司供应商名录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崔某某违规将其列为钢材供应商，为其介绍生产厂商，安排工作人员帮助经营，使其获取交易差价。经核算，2013年7月至2022年7月，中某商贸公司以此获利1155万元。

（二）程序与裁判

2023年3月6日，天津市监察委员会以王某某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移送起诉。2023年6月16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2024年6月13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王某某到案后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具有立功情节；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及绝大部分利用影响力受贿事实，认罪悔罪，部分赃款已扣押。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二百万元；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二百二十万元。一审宣判后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要旨

检察机关的审查集中于两点。第一是定性。中某商贸公司的注册资金、业务启动费、注册场所、运营人员均由某建筑工程公司提供、安排；上游生产商由其介绍，并允许优先挑选利润高、成本低的钢材型号；钢材的供应、运输、质检及售后均由生产商与该公司直接对接。中某商贸公司未开展实质经营活动，无需承担经营风险，其行为实质是权钱交易。第二是数额。主观上，双方合意的贿赂标的是钢材买卖差价利润；客观上，公司获利1155万元。按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受贿数额以实际获利认定。

典型意义归纳为两条规则。其一，商业机会系通过职务行为获取且确定能够获利，国家工作人员不实质经营、不承担风险即获取利益，所获利益与职务行为具有对应性的，构成受贿罪。其二，双方合意通过提供商业机会使国家工作人员获取利益，形式上是市场化交易、实质上是为感谢职务帮助而输送好处的，受贿数额以实际获利认定。

三、认定构造

（一）标的的转换：机会不是财物，差价利润才是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用语是“财物”。2016年《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把财物扩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与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商业机会本身既不必然产生收益，也不能直接折算为货币，严格说不在此列。若把机会径直当作贿赂标的，会出现两个难题：机会的价值如何评估，以及机会落空时是否成立未遂。

案例一的处理绕开了这一难题。它没有说机会是财物，而是说双方合意的贿赂标的是钢材买卖差价利润。机会在此只是输送利益的通道，真正的标的是通道末端沉淀下来的利润。这一转换有三重效果：标的物是可计量的货币，不存在评估难题；既遂时点自然落在利润实现之时；数额方法顺理成章地采实际获利，而非机会的假设价值。

需要区分另一种情形：机会本身具有独立市场价值，如稀缺的供应商资格、配额、指标、特许经营权，可以转让、可以作价。此时即使尚未实际经营，机会的取得本身即已实现利益，数额应按机会的市场价值计算。案例一不属此类——中某商贸公司的供应商资格系崔某某违规指定，不能转让，亦无市场对价，其价值只能从实际获利中体现。

（二）四项审查要素

从案例一的论证中可提炼四项要素，同时具备，权钱交易的性质即可确认。

其一是职务关联。中某商贸公司之所以能被直接指定为供应商，是因为王某某利用职务便利为该公司及下属公司承揽了工程项目。谋利事项与获利渠道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受贿罪对价结构的基础。

其二是获利的确定性。案例一的表述是“确定能够获利”。中某商贸公司既无资金、无场所、无人员，也无采购渠道与议价能力，其利润完全来自被指定的供货资格、被允许优先挑选的高利润型号，以及无需承担的运输、质检、售后成本。利润在交易开始之前已被锁定，经营只是走账的形式。

其三是未实质经营。案例一列举的细节相当具体：注册资金、启动费、场所、财务人员由请托人提供；上游厂商由请托人介绍；供应、运输、质检、售后由生产商与请托人公司直接对接。这些细节共同指向一个结论：该公司在交易链条中未承担任何经营职能，只提供了一张发票和一条资金通道。

其四是不承担风险。商业经营的常态是盈亏自负。中某商贸公司不出资、不垫资、不承担质量责任、不面对价格波动，风险为零而收益为正，这种结构在真实市场中不可能长期存在，只能由外部力量维持。

四项要素中，第二项与第四项最具决定性，也最容易被忽略。实务中不少案件的国家工作人员亲属确实注册了公司、确有少量经营，办案机关即以违规经商处理。问题在于，真实经营与形式经营的分界不在有没有营业执照、有没有纳税记录，而在有没有承担经营职能与经营风险。案例一把审查重心放在后者，是方法论上的推进。

（三）与违规经商、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界分

党政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依《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与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属纪律责任范畴，不构成受贿。二者的分界在于对价：违规经商是行为人自己进入市场，收益来自经营；商业机会型受贿是请托人把收益送上门，收益来自职务。判断的抓手是机会的来源——机会系行为人凭自身资源在公开市场中争取的，即便违反纪律，也不构成受贿；机会系请托人专为输送利益而创设、离开职务帮助即不可能存在的，才进入受贿的评价范围。

另一处界分发生在受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间。前者要求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后者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利。两罪法定刑差距显著：受贿罪最高可至无期徒刑，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最高为十五年。案例一中两罪并存，说明部分获利事实所依附的谋利行为并非王某某本人的职权，而是其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对辩方而言，某一笔获利究竟挂在哪一条上，往往比数额之争更能影响最终刑期。

四、数额认定与界分规则

（一）实际获利规则及其理由

案例一在数额上采实际获利，即公司实际取得的差价总额1155万元。理由有二。第一是主客观一致：双方合意的标的就是差价利润，行为人认识到的、追求的也是这个数，以实际获利认定最能反映其主观故意。第二是可操作性：机会的假设价值难以评估，实际获利有账可查。

这一规则与相邻类型的处理方法可以对照。

六种形态在“扣除什么”上并不一致。原始股与战略配售股扣除的是行为人自己的出资，因为出资是真实对价；合作投资扣除的是与出资相当的市场收益，因为这部分收益有合法内核；商业机会与虚增环节则不扣除，因为行为人在其中没有任何真实投入。扣除与否的分界，是有无真实对价，而非获利的名义形式。

（二）三个未决问题

其一，税费应否扣除。1155万元是公司账面差价，其中包含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附加。税费是真实发生的支出，不归行为人所得。若认定未作扣除，辩方有理由主张按税后净额计算。案例一的表述是“经核算……共计获利1155万元”，未说明税前税后，这一模糊之处在同类案件中值得追问。

其二，法人财产与个人所得的界分。本案获利进入的是女儿持股的公司账户，而非王某某本人账户。判决未就此单独说理，但从全案看，公司由请托人出资设立、无实质经营、无其他真实股东，其财产与王某某可支配的财产无异。这一认定在事实层面成立，方法上仍应补足：若公司存在其他真实股东、利润长期留存未分配、王某某未实际提取，则全额计入个人受贿数额就值得商榷——法人财产独立是民法的基本构造，穿透需要证据，不能仅凭亲属关系推定。

其三，既遂时点。本案获利期间长达九年，逐年形成。采逐笔认定，则每一笔利润的实现时点决定该笔的既遂；采整体认定，则2013年首笔获利时全案即已既遂。两种处理对追诉期限、对未实际取得部分的未遂主张，结论不同。检例第250号何某某案中，案发前未实际取得的600万元被单独评价，说明实际取得仍是既遂判断的核心指标。本案以公司获利而非个人取得为准，实际上把既遂时点提前，这一点在辩护中应当提出。

五、同类案件的辩护空间

其一，机会来源的审查。要求控方证明谋利事项与获利渠道之间的具体对应，而非概括的“曾提供帮助”。若该公司本已有多家供应商、该公司经比价或招标入围、供货范围与谋利项目无关，对价关系即出现断裂。

其二，确定性的反证。收集同期同类贸易商的经营数据、钢材价格波动曲线、合同中的调价与结算条款、垫资周期。只要能证明该公司承担了真实的价格风险或资金风险，第二项要素即不成立，行为应退回违规经商。

其三，实质经营的举证。真实的办公场所、社保缴纳、员工名册、垫资流水、退换货记录、质量索赔的承担，都能削弱未实质经营的认定。即便规模有限，只要存在真实经营，也应将正常经营利润从受贿数额中剥离。

其四，数额的三层剥离。第一层是税费，按税后净额主张；第二层是真实成本与资金占用成本；第三层是同行业平均利润率对应的应得利润，仅就超额部分主张构成输送。第三层参照的是《意见》第一条第二款关于以低于市场价交易时按差额计算数额的思路，法理一致。

其五，主观认识的范围。若请托人只提供机会、未承诺保底，利润多少取决于经营，则行为人对具体数额并无认识，应主张按机会的市场价值而非实际获利认定；机会无独立市场价值的，数额认定的基础即不存在。

其六，法人财产的独立。利润留存于公司且未分配的，主张按实际分配或实际支配部分认定，避免以公司账面数直接等同于个人所得。

其七，既遂与未遂的切分。对案发前尚未结算、尚未收到的差价主张未遂；对已过追诉期限的早期获利，按各笔实现时间分别计算期限。

其八，罪名的选择。对谋利行为并非本人职权的部分，主张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非受贿罪。两罪法定刑差距悬殊，这一争点的实际价值通常大于数额之争。

其九，追缴范围。追缴应限于实际获利，不及公司注册资本、经营场所等由请托人提供的资产；已缴税费部分应从追缴数额中扣除，避免与税务机关的征收重复。

六、结语

案例一的价值不在于扩张处罚范围，而在于把一类长期以商业合作外观存在的行为，用可检验的要素固定下来。四项要素之中，职务关联解决对价基础，确定性获利与不承担风险解决利益输送的性质，未实质经营解决行为人的角色。合观四项，判断的落点始终是同一个问题：这笔利润是市场给的，还是职务换来的。

数额上的实际获利规则，在商业机会与虚增环节两类中不设扣除，是本批案例最实在的一条。它意味着行为人不能以公司有账、有税、有员工为由主张扣除，除非能证明这些账面要素对应真实的经营投入。反过来，这也给辩方留出了空间：只要能证明存在真实对价，扣除的主张就有规范依据。

主要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第十二条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第一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2026年11月2日，案例一王某某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
5.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检例第247号至第251号），2026年2月4日印发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职人员廉洁义务的规定

本文为法律实务探讨，所引案例事实与裁判内容以“两高”公开发布的典型案例文本为据。案例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文分析不指向任何具体在办案件。个案情况差异较大，文中观点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如需咨询，请联系王俣良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