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有罪推定”写入刑事诉讼法意味着什么
——王俣良律师解读2026年11月刑诉法修正草案
王俣良律师 · 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
2026年11月2日，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对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作了充实，其中一处表述引人注意：“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禁止有罪推定。”这句话有两半。前半句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已有的表述，一字未改；后半句是新增的，六个字。这条看似理所当然，却容易引出另一个疑问：既然定罪权本来就专属于法院，为什么还要专门写上一句。这个疑问值得认真回答。因为前半句管的是“谁有权定罪”，后半句管的是“在定罪之前怎么对待人”。这两件事在逻辑上并不重合，在实践中的落差，恰恰是过去很多争议的源头。
一、前半句讲的是权力归属，后半句讲的是过程约束
现行第十二条的完整表述是：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它解决的是定罪权的归属问题——定罪这件事，只能由法院通过判决作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不能替代。这是一个关于权限分配的规范。
但它留下的空间很大。一个人在法院判决之前，可以被称作“罪犯”吗？可以被当作罪犯对待吗？可以在讯问时被要求自证其罪吗？可以因为被指控就被长期羁押、财产被先行处置吗？这些问题，前半句回答不了。
新增的“禁止有罪推定”，补的就是这一段。它要求办案机关在判决生效之前，把被追诉人当作“尚未被证明有罪的人”对待，而不是当作“已经确定有罪、只待履行手续的人”对待。
用一句话概括：前半句防止法院以外的机关定罪，后半句防止任何机关在判决前预设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个新概念。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是否写入无罪推定曾有过争论，最终形成的是现行第十二条的表述。2012年修改时，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此次把“禁止有罪推定”写入，是把学理上讨论多年、实践中反复援引的一项原则，正式确立为法律原则。
二、为什么“结论正确”不足以保证“过程正当”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只要最终判决是对的，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就可以容忍。禁止有罪推定针对的正是这种思路。
有罪推定的典型表现，未必是判决错误，而往往是一整套办案惯性：先形成结论，再组织证据；把口供当作突破口，把其他证据当作印证；把羁押当作侦查手段，用羁押换取供述；对无罪的辩解不作实质核查，只在判决书里用一句“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带过；证据不足时不敢判无罪，改判一个较轻的罪名或者留出余地的刑罚；案件还没审完，涉案财物已经处置完毕。
这些做法的共同点，是在程序上提前完成了对实体结论的确认。它们未必导致错案，但会系统性地削弱辩护的作用——因为辩护的所有技术动作，都建立在“结论尚未确定”这个前提上。一旦前提被取消，辩护就变成了对既有结论的补充说明。
把“禁止有罪推定”写入法律，实质上是把这个前提重新确立起来，并要求办案机关在每一个环节上守住它。
三、这句话具体指向哪几项制度
法律原则不会孤立存在，它需要落到具体制度上才有意义。草案新增的这句话，与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若干规定构成一个整体。
第一是举证责任。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这是现行法的明确规定。禁止有罪推定的直接含义，就是被追诉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他提出辩解，是在行使辩护权，不是在履行举证义务。实践中“你说不是你干的，你拿出证据来”这样的要求，与这条原则相冲突。
第二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现行法律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之并存的还有一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两条之间的张力，学界讨论多年。禁止有罪推定入法之后，这个张力会更受关注——如实回答的义务，不能被理解为必须作出有罪供述的义务。
第三是疑罪从无。现行法律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是禁止有罪推定在裁判环节最直接的体现：证明不足的后果由控方承担，而不是由被告人承担。
第四是非法证据排除。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应当排除，这一规则的功能之一，就是阻断“先取供、后补证”的路径。草案还扩大了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明确录音录像资料应当妥善保管、留存备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调取，为核查讯问过程提供了条件。
第五是羁押的非刑罚化。未经判决不得确定有罪，逻辑上的推论是：未决羁押不是刑罚，不能提前执行。草案在这一方向上有多处推进——审查批准逮捕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羁押必要性审查应当定期进行，羁押期限即将超过可能判处的刑期的应当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这些条款与“禁止有罪推定”是同一条逻辑线上的不同环节。
第六是涉案财物。既然尚未定罪，就不能按有罪的前提处置财产。草案要求严格区分财产属性，要求人民法院对涉案财物有关的事实、证据进行法庭调查、辩论，其规范基础也在这里。
四、最值得注意的一处：它与“疑罪从轻”的关系
如果只挑一个点来说明这句话的分量，我会选它与“疑罪从轻”的关系。
法律上写的是疑罪从无。实践中长期存在另一种处理方式：证据不够扎实，不敢判无罪，也不愿放人，于是判一个较轻的刑罚，或者在法定刑幅度内往下靠，或者在死刑案件中选择死缓。这类判决通常被描述为“留有余地”。
从禁止有罪推定的角度看，“疑罪从轻”存在一个逻辑上的困难：如果证据不足以认定有罪，那么无论是重刑还是轻刑，都不存在“从轻”的前提——因为“从轻”意味着已经确认有罪。把证明不足的案件转化为一个较轻的有罪判决，本质上仍然是有罪推定，只是推定的结果比较温和。
这一点在新的原则写入之后，会被更多地在辩护意见中提出。但要说清楚的是：这条原则不能直接推翻量刑裁量。法院在量刑幅度内的选择，属于法律赋予的裁量权，是否属于“疑罪从轻”，需要结合证据状况具体判断，不能仅凭量刑偏轻就下结论。原则提供的是论证的起点，不是结论本身。
五、在几类程序节点上，这句话有什么用
原则条款的特点是：不能单独作为请求的依据，但可以作为解释具体条文的依据。在实务中，它大致能在以下几个节点上发挥作用。
审查逮捕阶段。辩护意见的核心通常是社会危险性，但也可以加入一层：现有证据是否足以支撑“有犯罪事实”的判断，无罪辩解是否经过实质核查。草案要求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这为提出这层意见提供了程序条件。
羁押必要性审查阶段。禁止有罪推定与羁押的非刑罚化直接相关。当案件的主要证据只有口供、当指控数额的认定依据存在争议、当羁押时间已经接近可能判处的刑期，这些都可以作为羁押必要性的反证。
庭前会议与证据质证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往往需要说明侦查行为与有罪推定思维的关联。比如，讯问笔录显示侦查人员反复要求被讯问人“交代问题”“认罪态度好一点”，这类表述本身不构成刑讯逼供，但可以作为讯问以获取有罪供述为导向的佐证，与同步录音录像的调取申请相互配合。
庭审中的无罪辩解。禁止有罪推定要求对辩解作实质回应。判决书对辩解的处理，是否逐项回应、是否有证据支撑，可以作为上诉理由的一部分。这一点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尤其值得注意，因为此类案件的证据结构以言词证据为主，辩解的核实难度较大，也最容易被概括处理。
涉案财物处置阶段。未经判决不得先行处置，可以作为申请解除超额查封、反对提前处置的论据。草案关于利害关系人异议与庭审调查的规定，为这一主张提供了程序载体。
六、也要说清楚：写入之后，什么不会立刻改变
法律原则的落地有它自己的节奏，过度期待与过度轻视都不合适。
第一，原则条款不产生独立的请求权。当事人不能仅以“违反禁止有罪推定”为由，要求撤销逮捕、排除证据或者宣告无罪。它必须依附于具体的制度条文，通过逮捕条件、证据规则、羁押必要性审查等通道发生作用。
第二，违反原则没有对应的程序后果。草案规定了讯问义务、听取意见义务、定期审查义务，但没有规定违反这些义务的法律后果。缺少后果的义务，在执行层面容易软化。这是本次修改在规范技术上的一个弱点。
第三，观念与考核机制的改变慢于条文。办案机关的评价体系、内部的案件质量评查标准、对“不捕率”“无罪判决”的态度，这些因素对实践的影响，往往大于一条原则性表述。条文写入是起点，不是终点。
第四，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不适用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留置由监察法规范，草案的这条原则在调查阶段没有直接的适用空间。这是理解本条适用范围时必须注意的边界。
七、结语
把“禁止有罪推定”写入刑事诉讼法，用一句话概括它的意义：它把一句在学理上、在辩护意见中反复出现、却始终缺少实定法依据的判断，变成了法律上的原则。
它不是一条能立刻改变个案结果的规则。它更像是一把尺子——此后衡量一个办案行为是否正当，除了看它是否符合具体程序，还可以问一句：这个做法，是否已经把人当成了罪犯。
对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案件来说，这句话最实际的用处，不是用来宣示立场，而是用来解释为什么某些程序必须走完、某些证据必须核查、某些财产不能提前处置。原则的力量，最终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程序动作体现出来。
需要重申：草案尚处初次审议阶段，未通过、未生效。当前办理案件仍适用现行刑事诉讼法。草案内容可作为释法说理的参考，不能作为请求权基础直接援引。
主要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十二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二百条
- 人民法院报：《55条、7部分主要内容，详解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2026年11月3日第4版
- 新华社：《禁止有罪推定、完善人身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拟作这些修改》，2026年11月2日
- 中国人大网：《完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保障诉讼参与人权利》，2026年11月3日
- 中国法院网：《禁止有罪推定、完善人身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拟作这些修改》，2026年11月3日
-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2026年11月2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
本文为法律实务探讨，所引草案内容以初次审议阶段的公开报道为据，条文序号及具体表述以正式公布文本为准。草案尚未生效，具体案件仍适用现行法律规定。本文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个案情况差异较大，如需咨询，请联系王俣良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