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参照”标准——王俣良律师解析《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八条
——以“同罪同罚”与从旧兼从轻的交界为中心

王俣良律师 · 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

摘要

《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八条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倍数折算”改为分别参照对应公职犯罪执行。本文以三则生效判决为样本，说明旧标准下四罪的数额坐标及其与宣告刑的错位，拆解“参照”的射程与文本边界，讨论二〇二六年五月一日前后行为的法律适用，并归纳可操作的辩护争点。

关键词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参照适用；同罪同罚；从旧兼从轻

一、问题的提出

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第八条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倍数折算改为“分别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执行，完成了一项结构性调整。

此前的规则是倍数折算。2016年《贪污贿赂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起点，按受贿罪、贪污罪相应标准的二倍、五倍执行；挪用资金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分别按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标准的二倍执行。换算之后，前两罪入罪线为六万元，挪用资金（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为十万元，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亦为六万元。

另一条线索是立案标准。202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的立案线定在三万元，与审判环节的六万元定罪线并不重合。第八条统一了两端，公开说明将目的落在“落实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保护”，与2025年4月30日通过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同一取向。

条文技术上仍有三处待答。其一，“参照”的射程有多宽，是只及于数额，还是连情节要件、从重情节一并移植。其二，门槛下调不利于被告人，对施行前的行为能否溯及。其三，公职犯罪与企业内部犯罪的法益并不相同，“同标”之后量刑上还能否拉开距离。第八条第二句“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量刑时，应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正是为第三处预留的接口。

二、案例与裁判要旨

（一）石某玉案：两罪并罚的档位分布

被告人石某玉系某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2014年至2019年，其利用职务便利引入乙公司合作开展虚拟币奖励业务，收受乙公司财物608万元；2016年6月至12月，又通过公司多个账号将部分虚拟币变现转入个人账户，占有公司财物366万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年，决定执行十二年，责令退赔366万元，追缴608万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

（二）燕某、孙某案：巨额受贿的表述之辨

被告人燕某系某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孙某系该公司董事。2014年，某医药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就应收账款债权业务达成合作，提出按融资金额百分之五支付“业务提成”，二人约定均分。业务开展中，燕某明知发票无法核查、回款路径与合同不符、确权存在瑕疵，仍多次审批通过；孙某在联系金融机构及董事会表决时出面解释。2014年12月至2018年4月，二人共同收取提成5.6亿余元。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判处燕某十四年十个月、孙某十五年，各并处没收财产一亿元，追缴犯罪所得及孳息；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

（三）周某萍案：挪用资金的档位落点

被告人周某萍系某商业连锁有限公司地区团购经理。2021年11月，其将公司账户中的487万余元转入自己账户，以挂账形式登记在与某科技公司的业务往来名下，用于归还个人债务、日常开支及出借他人。2022年3月底对账发现差额后案发，周某萍次日投案，同年8月退赔13.8万元。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责令退赔473万余元。

（四）陆某案：佣金来源决定罪名

某公司物流部经理陆某等三人，2021年6月至2024年7月间收取物流供应商佣金共计730万余元。查明，中标系集体决策，陆某对结果并无决定权，佣金从供应商自身利润中支出，换取陆某等人在推荐、考核、续约上的照顾；陆某另借助本公司物流资源承接分仓中转业务获利，该收益被评价为供应商输送的利益。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陆某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八万元。

（五）旧标准的轮廓

608万元与366万元落在旧标准“数额巨大”区间，宣告九年、六年；487万元落在挪用资金“数额较大”区间上限附近，宣告三年。燕某、孙某案另显一层问题：裁判理由称“数额巨大”，但宣告刑十五年已远超该档十年上限，从宣告刑反推，法院实际按“数额特别巨大”档评价，只是沿用了旧表述。旧标准对这一档始终没有明文，实务有一千五百万元与一千万元两种折算。第八条把坐标固定，其意义不只在降低门槛。

三、认定构造

（一）四组对应关系

第八条建立的是四组一一对应：第一百六十三条对应第三百八十五条受贿罪；第一百六十四条对应第三百九十条行贿罪与第三百九十三条单位行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对应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第二百七十二条对应第三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

括号中的“单位行贿罪”是全文唯一的分轨提示，对应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三款的单位犯罪。个人行贿参照行贿罪，单位行贿参照单位行贿罪。这一括号极易被忽略，而它恰恰是第八条内部唯一一处对被告有利的变更。

（二）参照的对象是标准而非要件

“参照定罪量刑标准执行”一语，射程止于数额与情节的刻度，不及于构成要件。罪刑法定之下，司法解释不能借“参照”之名创设罪名要素。

第二百七十一条经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后为三档，只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划分，并无“其他严重情节”。贪污罪则不同：2016年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贪污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特定款物、曾受党纪政务处分、赃款用于非法活动等情形之一的，认定“其他较重情节”，仍可定罪。若以第八条为由将一万元至三万元加情节的职务侵占入罪，等于给第二百七十一条添了一个它没有的要件。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有“其他严重情节”，但2016年解释第一条第三款为受贿罪设计的三项情节——多次索贿、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公共财产损失、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是公职语境的产物。移植到企业场景，“公共财产损失”须改写为企业财产损失，“职务提拔”须改写为岗位晋升，改写本身没有依据。

（三）一处真实的规范空白

挪用资金罪第三档“数额特别巨大”处七年以上，而挪用公款罪并无同名档位，第三百八十四条最高一档即为“数额巨大”。第八条未说明这一档如何对接。可能的路径有二：以挪用公款“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非法活动一百万元、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二百万元）对接；或以“数额巨大”标准再行折算。两者相差数倍，直接影响七年以上的适用。规范明确前，对第三档应作限缩解释。

（四）第二句的调节功能

第八条第二句不是宣示性文字。它承认四罪与对应公职犯罪在法益上的差异：受贿罪保护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保护企业财产与市场竞争秩序；贪污罪兼及公共财产与职务廉洁，职务侵占罪只及于企业财产。法益不同，同数额未必同刑。这一句为缓刑、减轻处罚、合规整改预留了说理空间，也是辩护人最应援引的文本依据。

四、数额与界分规则

（一）三张对照表

表格中有两处容易被忽略。其一，第二百七十二条自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后仍无罚金刑，三档均只设自由刑，判决并处罚金即超出法条。周某萍案判三年而未并处罚金，与条文一致。其二，单位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入罪线由六万元升至二十万元，是唯一对被告有利的变化。

（二）职务侵占与受贿：看财物从谁的账上出

陆某案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判断方法：看佣金来源。供应商从自身利润中支付，换取行为人在推荐、考核、续约上的照顾，是本罪；若供应商通过虚增报价使本单位多付货款，差额出自本单位，则属职务侵占，或按具体结构分别评价。两者数额算法不同：受贿按实际收受额计算，侵占按单位实际损失计算，后者通常更高，但可扣除真实对价。

（三）挪用资金与职务侵占：看有无非法占有目的

挪用与侵占的分界仍在主观目的与客观处置。资金转出后如实挂账、留有归还意思与归还条件的，是挪用；平账、销毁凭证、携款潜逃、以虚假业务冲抵的，倾向于侵占。这一定性直接影响出口：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提起公诉前退还挪用的资金，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职务侵占罪没有对应条款。周某萍案挪用487万余元、退赔13.8万元，仍在三年以下档内量刑，正是这一结构的结果。若同额改定职务侵占，旧标准下已入“数额巨大”档，且无退还减免的通道。

五、从旧兼从轻的适用边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第八条下调门槛，整体不利于被告人，故对2026年5月1日前的行为，仍应适用2016年解释第十一条的二倍、五倍规则。

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为例，新旧之间形成三个区间。三万元至六万元：旧标准不构罪，新标准构罪，不得溯及。二十万元至一百万元：旧标准为三年以下，新标准升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不得升档。三百万元至一千五百万元：旧标准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新标准升为十年以上直至无期，同样不得升档。石某玉案正可作为注脚：608万元与366万元在旧标准下均为“数额巨大”，分别判九年、六年，并罚十二年；若按新标准，两笔均入“数额特别巨大”，并罚结果将显著更重。对跨法案件，这一对照足以说明不溯及的实益。

第八条并非一律不利。第一百六十四条单位犯罪的入罪线由六万元升至二十万元，属有利变更，依同一规定第三条可以溯及。同一法条之内出现双向变更，溯及力必须逐项判断，不能整体适用旧解释，也不能整体适用新解释。这是第八条在方法论上最容易被做错的地方。

此外，连续实施、跨越2026年5月1日的行为，应按各笔发生时点分别归入旧、新标准，不得以最后一次行为统一切割。追诉期限依附于所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档位不同，期限亦不同。

六、辩护空间

其一，时点切割。对跨法案件逐笔核对转账、审批、记账时间，把落在2026年5月1日前的部分锁定在旧标准内，是三万元至六万元、二十万元至一百万元、三百万元至一千五百万元三个区间的唯一出口。

其二，数额剥离。商业回扣与正常佣金、折扣、返利的界限，须回到是否有真实对价、是否与销量或采购量挂钩、是否账外流转。报销款、借款、代垫费用、跟投收益应逐项剔除，不能以“业务需要”一语概括。

其三，定性优先。主体上先争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有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罪名的选择往往比数额之争回报更高；行为上先争职务侵占与受贿、挪用与侵占的分野，再谈数额。

其四，参照射程抗辩。职务侵占一万元至三万元加情节不得入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情节升档，不得直接移植受贿罪中须改写才能套用的项目。

其五，第三档限缩。挪用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在挪用公款罪中无同名档位，应主张按“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对接，反对再行折算抬高。

其六，援引第二句。以法益差异、企业已获赔偿或谅解、股东侵占自己控股公司、家族企业财产混同、员工跟投与提成惯例、企业存续经营需要等事实，请求在幅度内从轻或者适用缓刑。

其七，单位犯罪与责任分层。单位行贿的部分按二十万元起算；财务经办、信息传递人员不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争取分案处理或者不起诉。

其八，追缴与退赔。依第八条所参照的体系与《解释（二）》第二十三条，退赔以实际损失为限，孳息计算须有依据，第三人善意取得的财物不应追缴。

七、结语

第八条的意义不在于多追究几个企业员工，而在于把四个罪名的数额坐标统一到一套基准上，终结了立案与定罪脱节、特别巨大档无明文的状态。对辩方而言，真正的空间不在数额本身，而在定性、时点与情节三处：定性决定档位，时点决定新旧，情节决定幅度。

主要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二条至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第三百九十三条。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第一条至第三条、第五条至第八条、第十一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
5.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22年）第十条。
6.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三条。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2025年4月30日通过）。
8. 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6月9日发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典型刑事案例：燕某、孙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石某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周某萍挪用资金案。
9.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12月10日刊载物流部经理陆某等三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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